自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改革”以來，從民間關注到全國兩會上眾多代表委員的呼吁，教育供給側改革成為一個焦點話題。

作為民辦教育來說，此次“供給側改革”會帶來什么效應呢？或者更直白地講：民辦教育該如何借一借此番國家“供給側改革”的東風呢？

首先，我國民辦教育（特別是民辦高教）是在“賣方市場”的環境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過慣了“皇帝女兒不愁嫁”的日子。后來，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競爭的壓力，也遭遇了“買方市場”的嚴峻考驗。適逢其會，黨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也為民辦教育改革和發展指明了方向。盡管國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是為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而言的，但對于早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部分的民辦教育來說，面對“買方市場”的挑戰，同樣有一個“被動應對”還是“主動選擇”的問題。

其次，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三個字很重要，不容忽視。因為，對于我國民辦教育來說，其自身供給結構亟須改革，甚至還需要大改大革。但從我國民辦教育遭遇的“買方市場”瓶頸來看，政府或許更需要考慮和關注民辦教育在國家教育系統和國家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系統中的地位和結構性問題的改革。若總是滿足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模糊策略，并以此應對，不涉及所謂“深水區”國家政策層面的有關民辦教育的結構性改革，要在2020年抵達和實現“將民辦教育作為新階段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的目標，顯然是困難的。

最后，高等教育在我國當前階段相對過剩，民辦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不要無視這一客觀存在的問題。因此，對民辦高等教育來說，解決之道，無論從政府還是民辦教育者自身，一是瘦身，二是從政策出發，“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所謂民辦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從經濟層面看教育。我認為，民辦教育內部經濟和教育外部的社會經濟之間的結構調整好之日，便是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之時。

（作者系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北京葵心教育咨詢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