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7%。他強調，經濟增長預期目標6.5%－7%，考慮了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銜接，考慮了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

這也是首次以區間的方式確定經濟增長速度，明確經濟增長目標。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反而使經濟增長、經濟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調控等方面的靈活性增強了，主動性增多了，更能夠依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積極有效地對經濟實施調控，對發展速度進行把控，從而避免被經濟增長速度所綁架，被單純的經濟數據所綁架。

從單一的經濟增長數據到取消經濟增長目標，再到設置增長區間，決策層在對待經濟增長的態度和方式上，也在不斷地變化和改進，在進行著積極探索和大膽實踐，以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其實，中國經濟在面臨下行壓力的同時，也有許多有利因素，有許多可以遏制經濟下行、增強經濟動力的積極因素。如前些年出臺的穩增長措施，可能會在今年晚些時候見效，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都將釋放大量紅利，資本市場在經歷了反復震蕩后，決策層已經逐步找到了醫治之策，其與經濟的互動效應將不斷顯現，“一帶一路”戰略的被世界普遍接受、亞投行的正式起航，等等，都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都有可能對穩定經濟增長產生有效作用。那么，經濟企穩回升的條件也是存在的。

也正是因為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經濟增長速度用區間的方式替代單一的經濟指標，給經濟增長一個可供靈活選擇和運用的空間，無疑對經濟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方式轉變、經濟政策把控，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是能夠讓經濟工作的主動性、靈活性、針對性增強的。

首先在政策的制定上，可以不必為經濟增長指標的實現而過度利用。無論今年經濟增長指標定得多高，它都是一個固定的、需要實現才能算經濟工作任務完成的東西。一旦經濟形勢難以發生明顯改善的現象，那對經濟政策的依賴就十分的強，就會迫使決策層過度放松放寬政策，最終給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留下許多后遺癥。相反，給經濟增長設置一個區間，就能夠比較靈活地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需要，適時地對政策進行調整與優化，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政策的效用。

就經濟轉型而言，也絕不能被經濟增長指標所綁架。經濟轉型是一項難度極大的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許多社會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經濟轉型的要求很強烈，但也必須積極穩妥地轉。如果經濟增長指標設置不合理，就會對經濟轉型產生嚴重的制約作用，使其很難自由轉型、自主轉型、合理轉型、按市場規律轉型。設置了經濟增長區間，則能夠給經濟轉型更大的空間和自由度，從而更加積極有效地實施轉型。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也需要有增長區間來適應。2016年經濟工作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且需要啟動就能產生一定效果。那么，對今年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會非常明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用單一的經濟增長指標去衡量和約束，勢必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不利的影響。而設置這樣一個區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靈活性、主動性也就能夠增強了。

設置經濟增長區間，對地方政府來說，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對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以及經濟目標的確定等，也能產生積極影響，可避免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五大任務”的實施等產生抵觸情緒，甚至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

設置經濟增長區間，對于外界對中國經濟的評判，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近年來，在中國經濟出現下行的情況下，一些外國組織和機構動輒唱空唱衰中國經濟，從而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不該有的不利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設置一個增長區間，只要經濟運行不超出這個區間，就都可以認為是正常的、健康的。那么，外界也就不能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說事了。

需要把握好的是，設置經濟增長區間，也不是說中國經濟就必須在這樣的區間中運行。如果政策把控得不好，上下不能齊心，發展共識不能凝聚，也會出現跌破下限的可能。同時，如果政策制定合理、工作合力形成，也不排除經濟增長速度突破上限的可能。所以，設置經濟增長區間，只是為了工作更主動、政策更靈活，而不是說工作可以馬虎、隨意，這一點必須明確。（譚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