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１月有３位原省部級官員宣判。自十八大以來，落馬省部級以上官員已宣判的多達２３人。在密集走上審判席的同時，落馬官員量刑情況如何？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２日，北京市三中院公開審理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楊剛受賄案，最終，他因受賄１３７９萬余元被判有期徒刑１２年。今年１月宣判的譚棲偉以及去年晚些時候獲刑的沈培平、蔣潔敏、李崇禧受賄金額均在千萬左右，最終因受賄罪獲刑同為１２年。據不完全統計，在２３位十八大后落馬且已獲刑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中，１９人涉案金額在１０００萬以上；８０％以上因受賄罪獲刑１２年到１５年間。

　　此前媒體梳理，２０１２年以前，貪腐金額在１０００萬以上的官員多被判處死緩，如２０１１年受賄１０２２萬余元的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被判死緩；２０１２年之后，貪腐金額在１０００萬以上不滿億元的官員多被判處無期徒刑，如２０１３年，受賄１２２３萬元的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以及受賄１９１９萬元的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田學仁均被判處無期徒刑。

　　有專家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此前司法機關對貪腐金額估計不足，在慎用死刑的大背景下，隨著經濟發展，貪污受賄金額不斷上升，刑期有下調趨勢。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受賄罪作出重大調整，以“貪污數額較大”、“貪污數額巨大”和“貪污數額特別巨大”代替過去具體涉案數額的規定。

　　近日，最高檢公訴廳負責人也在媒體訪談中表示，根據中央和最高檢決策部署，檢察機關公訴部門要認真分析貪污、受賄罪起刑點和量刑標準變化帶來的影響，有針對性地改進職務犯罪公訴工作。

　　多名司法界人士透露，貪污受賄罪的起刑點可能會從原來５０００元的基礎上提高，同時涉案數額區間或將擴大。

　　但兩高關于貪污受賄的司法解釋尚未發布，多位法官檢察官稱，目前對于涉案金額可能在變動范圍內且尚在審理期限內的案件，“能等就等”。　新京報記者　王夢遙

　　■　焦點

　　１　受賄金額懸殊為何刑期相近？

　　十八大后獲刑的２３位“老虎”受賄金額從２８３萬到１．３億不等，受賄千萬以上高官所獲刑期主要集中在１２年到１５年間。

　　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因受賄１１０９萬余元被判處有期徒刑１２年，在他一個多月后獲刑的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受賄２３７９萬余元獲刑１５年，為何在受賄額相差１倍的情況下刑期卻相差不多？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解釋，貪污受賄從性質上來說屬非暴力犯罪，受賄數額并不能簡單等同于罪行大小，而只是其中一個指數；此外，當數額到一定程度后，刑期不可能會無限增長。

　　“首先對于貪腐類案件目前的趨勢是呼吁不用死刑，且有期徒刑單一刑最高刑期一般是１５年，再往上就是無期”，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洪道德告訴新京報記者，對于貪污受賄犯罪的刑罰存在銜接不足的問題，死刑與無期徒刑中有死緩作為過渡；但無期徒刑到有期徒刑之間量刑差距較大，一般無期徒刑之下最高刑期就是１５年。

　　北京某法院一刑庭法官稱，涉案金額是量刑中要考慮的基礎事實，按此前刑法規定，貪污受賄金額過１０萬有期徒刑在１０年以上，而涉案金額動輒百萬千萬遠遠超出此標準，因此有期徒刑可考慮的量刑區間就是十一二年到１５年，“此前規定的數額多年未變，法官的裁量權很小。”

　　２　從輕處罰受哪些因素影響？

　　對于《刑九》關于貪污受賄犯罪的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此前曾表示，修改了貪污罪和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不再單純以具體數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而是將犯罪的情節和數額綜合作為定罪量刑標準。

　　犯罪情節被認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自首、立功、揭發以及認罪悔罪態度、退贓表現等，而此前，落馬官員在審查及庭審中的表現也同樣是影響量刑的重要因素。

　　江蘇某地一位檢察官表示，涉案數額是基礎性的標準，如果有自首、立功等情節都會考慮從輕處罰。

　　記者注意到，法院對多位獲刑高官的判決意見中都有如下表述：法院審理認為，其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實，具有坦白情節；贓款贓物全部追繳，認罪悔罪，可從輕處罰。

　　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就是個典型例子。去年１０月１２日到１３日，李春城、王永春、郭永祥和蔣潔敏被密集宣判，受賄金額接近４０００萬并非最少的李春城在四人中獲刑最短，其因受賄罪獲刑１２年，因濫用職權罪最終數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１３年。

　　法院判決顯示，李春城在受賄犯罪及濫用職權犯罪方面均有重大立功情節，依法予以從輕和減輕處罰。

　　３　為何受賄額相近而刑期迥異？

　　梳理發現，受賄金額、情節相近的高官在量刑上也存在迥異的情況。

　　與多位高官受賄千萬獲刑１２年的情況不同，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受賄１１３２余萬元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法院審理認為，季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實，具有坦白情節，贓款贓物全部退款認罪悔罪，可從輕處罰。

　　上述刑庭法官告訴記者，每個案件都不一樣，即使是坦白，有的可能坦白一小部分事實，有的可能坦白內容較多；基于金額和犯罪情節，合議庭在具體量刑中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出現差別是允許的。

　　北京師范大學刑法學副教授雷小政認為，除了受賄金額和犯罪情節外，還要考慮其行為對被侵害客體、公共利益等的影響，公開報道中這些影響有時很難通過具體數額和情節表現出來。

　　這種說法得到多位專家認同，稱這些犯罪過程中“看不見”的影響會在量刑中發揮作用。

　　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就曾當庭翻供，他最終因濫用職權和受賄２８３萬余元，被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１７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十八大后受審的省部級高官中涉案金額最小的，也是唯一提起上訴的。

　　４　都是判無期為何金額差距大？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后落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中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有３人，分別是周永康、劉鐵男和王素毅。其中，受賄額最高的１．３億，最少的１０７３萬元。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因受賄１０７３萬余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稱，王素毅歸案后主動交代有關部門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賄事實，認罪態度較好，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王素毅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馬的６０后省部級官員，同時也是十八大后最早被判刑的高官。

　　刑法學家洪道德表示，與之后涉案金額相近但被判有期徒刑相比，王素毅被判處無期徒刑看起來“略顯突兀”，但審理此案的北京市一中院在審理大要案方面相當有經驗，因此這一結果可能與判決時間有關。

　　上述刑庭法官也表示，對于判決結果要分階段來看，《刑九》出臺前，在貪污受賄犯罪量刑尚沒有任何變化，而在《刑九》施行后生效的判決則要考慮數額可能發生的變化。

　　“這些年經濟發展，加上通貨膨脹影響，現在貪污受賄的金額也在大幅提升，很多落馬官員涉案金額動輒就上千萬”，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認為，因大量大額案件出現，法律在量刑方面有減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