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吹走”重重霧霾，北京市計劃構建5條寬度500米以上的一級通風廊道，以及10多條寬度80米以上的二級通風廊道，形成一套完整的通風廊道網絡系統。北京市發改委近日發布的這一消息，招致輿論爭議。作為一項重大公共決策，這些廊道是否有充足科學依據，其投資建設有否經過必要論證，又會否對周邊地區和民眾產生負面影響，都還是未竟之問。

但同小區“拆圍墻”之爭相比，“吹霾管”遭受的風波還算平靜。《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發布已有數日，針對其中“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輿論爭吵遠未終止。這項事關長遠的公共政策，其出臺后遭遇的反彈，或許完全出乎最初預料。

站在專業立場上，建通風管“吹霾”也好，“打開”封閉小區也罷，都代表著一種理論思路。治霾作為全國性難題，探索一條新路總是好的方向，通風廊道的設想在業內亦不乏贊許。而在城市規劃領域，“街區制”和“窄馬路、密路網”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更是公認的理想范式。大多數人的疑義不在大方向——對于“推動發展開放便捷、尺度適宜、配套完善、鄰里和諧的生活街區”、“形成完整路網，提高道路通達性”這樣的目的，很少會有人說“不”。

但公共決策和政策不同于一般專業問題，恰在于其不僅要在專業領域站得住腳，更因涉及公共利益，故需在更大的范圍內考慮適用性和接受度。一個好的公共政策不僅能夠解決專業問題，還要產生正向的政策導向和社會影響，并充分體現公共利益。這就意味著，除了一個理想的“終極目標”，更要一個合理的通向目標的過程。若要獲得公眾對政策的認同和理解，這個過程往往比目標更重要。

唯有好的過程，才能通達好的結果。一旦“過程”有瑕疵，結果即便預設得再好，也難免有偏離初衷甚至南轅北轍之虞。看似美好的政策最終卻導致“負外部性”，這類教訓著實不少，“小區拆墻”就是一例。本來好好的“街區制”，雖未遭受太多直接攻擊，卻也在輿論紛爭中遭到一些誤傷，導致共識難以形成。后來人們才知道，“街區制”跟“拆墻”根本就是兩回事，一刀切地“拆墻”也不是政策本意，要“取消圍墻”還有許多先決條件。說到底，許多擔心自家小區要被“拆墻”進而予以激烈批評的發言者，其實陷入了某種“不必要的焦慮”。但試想，如果在政策起草、發布和解釋的全過程中充分預判、及早預見并杜絕這類“不必要的焦慮”，這項政策何嘗不會獲得另一種反響？

從“管理”向“治理”轉變的時代，公共決策必須吸納社會多方的民主參與，并排除一切可能導致法律風險的因素，應當成為一切重大決策的基本共識。但這還只是第一步。決策制定完成后的發布、告知和解釋，同樣大有文章可做。“街區制”也好，“吹霾管”也罷，任何公共決策的目標，不僅要讓制訂者叫好、讓“業內人士”叫好、讓專家學者叫好，同樣要讓公眾叫好。而讓公眾叫好的基礎，正是充分的溝通和解釋，尤其是對可能引發理解偏差的問題及時坦率說明，從而在一開始就打消不必要的疑慮。

就“街區制”而言，輿論沸沸揚揚數日之后，發改委、住建部等相關部門負責人方在媒體追問下作出相關解釋。平心而論，這些解釋能在相當程度上打消疑慮，但與洶涌的輿論相比，它們的到來多少慢了一拍。一項政策可能牽涉哪些人群的切身利益，是否會引發焦慮，這些都應該事先做充分的評估和應對預案。前期工作或許會耗費不小的成本，但花下這些必要成本，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焦慮”，將對后續助益綿長。（朱珉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