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癱了。”王紅軍輕輕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沒有站起來”。事發當年，中國疫苗預防接種達10億劑次，中國疾控中心官員曾稱，其中疫苗不良反應的概率是百萬分之一到二。在日本，這種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惡魔抽簽”。補償補助成為“中簽”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審法院撤銷補償補助，認為此事曾由縣衛生局處理，所以“不屬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圍”，縣衛生局則建議王紅軍回法院申訴。（2月16日《中國青年報》）

疫苗不良反應的概率很低，然而帶來的傷害卻極為嚴重，以至于被稱之為“惡魔抽簽”。然而，即使僅有百萬分之一到二的概率，也意味著在龐大的接種人群中，必然會有一部分人會被“惡魔選中”，而成為“再也站不起來”的不幸者。一個人高位截癱之后，不僅意味著其一生被毀了，也必然會拖累整個家庭，而使之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中。

很不幸，王紅軍的孩子成了低概率的不幸者，然而他們所承受的高痛苦，并不是來自于身體上，而是維權困境下的心理煎熬。疫苗生產企業認為自己的產品合格，而二審法院認為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圍，而當地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則在沒有三方參與的情況下，直接對疫苗企業作出補償25萬元的處理決定；于是受害人則在三者之間不斷的往返，互相踢皮球之下，維權就陷入了死結，現在似乎只有走申訴這一條路，實在不行再由行政部門向上級政府報告，后續如何恐怕將會成為一場拖不起的馬拉松。

依據《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規定，受種方可以請求接種單位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處理，并且應當給予一次性補償。然而這并不能成為維權者的唯一通道，若是在責任明確的情況下，比如在進行醫學鑒定并有確切的結論，證明高位截癱跟接種疫苗有關系，那么藥企就應當給予相應的補償補助。如果連購置一個普通的商品，遭遇了侵權行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何以法院以“不屬于受理范圍”而拒絕？

從衛生部門作出的補償25萬，到一審法院作出136萬元賠償的裁決，兩者之間存在高達4倍的差距。如果再加上相似案例下，行政部門作出的超過百萬的賠償決定，何以各方的差距如此之大，其間究竟有沒有統一而明確的標準，有相對公平和平等的規范？但無論如何，即便從人性化關懷的角度出發，對一個高位截癱者給予25萬元的賠償，并在有明確鑒定結論的情況下，讓其陷入在行政與司法訴訟的夾縫中來回奔波，成為欲哭無淚的苦主，都是一種不人道的行為。

近年來，疫苗不良反應事件高發，“惡魔抽簽”讓很多家庭陷入了困境，如何保護個體權利也成為公眾之問。然而，無數人用健康與生命作為代價，并沒有換來一個人性化的操作程序和賠償機制，行政處分與民事賠償之間混為一體，也就導致了個體的權利很難獲得最大化保障。最重要的是，當行政一方存在差錯之后，司法的路徑也可能難以走通，于是維權者往往陷入走投無路的困境中。相比于國外在保護權利上，行政、民事和刑事的“三駕并驅”，因內在民事賠償上的短腿，也就導致了權利弱化狀況難以改變，并無以從根本上筑牢權利保護的體制機制。

“惡魔選中”的不幸需要天使般救護，一方面在原則上要實現公平和人性，讓每個權利者都能獲得公平的對待；另一方面，必須建立統一而規范的標準，并暢通各種救濟性的渠道，行政與司法之間要具有互補性，在行政作出的決定明顯不利時，司法的判決對此應當有所兼顧。做到了弱勢救助和公平正義，再輔以程序上的簡便與快捷，那么“惡魔抽簽”才不會成為權利之痛。（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