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回法庭制度能否成為中國全局性司法改革的突破力量，關鍵在于最高院巡回法庭能否實現司法權威傳遞的功能，也即，對內改變法院內部的運轉邏輯，對外改變司法和其他權力、利益的生態關系。

這一輪司法改革中，最高院分別在遼寧和廣東設立的巡回法庭是一個吸引眼球的新鮮事物。這個新機構是否像預想的一樣，成為司法改革的載體，是否探索出了可供借鑒，并作為下一步司法改革突破口的經驗？

作為改革樣本，巡回法庭在過去一年的司法實踐中的確引領了“潮流”。胡云騰大法官在第二巡回法庭“第一錘”開審時，便開宗明義：如有打招呼的“條子”，將記錄在案，并向其他當事人公布。一年后，兩地巡回法庭均表示，不存在批條子打招呼等干涉案件的情況。巡回法庭還踐行“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法官責任制要求，誰主審誰簽發裁判文書。

兩地巡回法庭都重點提到了信訪問題。一年以來，兩地巡回法庭共接待了四萬多宗信訪案件。遼寧巡回法庭甚至被稱為北京來的“信訪辦”。相對之下，兩地法庭受理的案件都在千件以下。單純論數字，巡回法庭變成以接訪為主，這是許多觀察者當初所料未及的結果。

媒體還報道了一例深圳巡回法庭法官到海南的“田間地頭”為信訪當事人解決問題的事例。這種場景的主角以往一般是被戲稱為“最低人民法院”的鄉鎮法庭的法官，如今卻換角而成最高院的法官。這是否意味著大材小用？最高院巡回法庭如果連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也管，是否還能起到預期的引領改革的功能？

這似乎為學界和實務界曾對最高院巡回法庭制度提出的質疑提供了證據，認為這項新制度未必能起作用，只不過是最高院“換了個地方辦公”。因此也有人并不看好巡回法庭的前景，認為未必會在全國鋪開，在其他地區繼續設立巡回法庭。

巡回法庭剛設立時，我曾撰文分析，這個新制度承擔的任務不只是送法下鄉，方便訟事，還包括“出京護法”，撬動深陷地方權力網的地方司法生態。雖然仍處于探索階段，但最高院的巡回法庭制度將有巨大的制度生長空間，接下來很可能會受時勢推動，成為中國全局性司法改革的突破力量。

對于這種預期，結果如何，關鍵在于最高院巡回法庭能否實現司法權威傳遞的功能。整個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標之一便在于樹立司法權威，在于對內改變法院內部的運轉邏輯，對外改變司法和其他權力、利益的生態關系。最高院巡回法庭過去一年來在審理中未受干涉，這是司法權威的體現，但是這種權威是否有可能傳遞給地方法院？是否有可能僅僅是因為頂著“最高”的級別，所以便相對于地方獲得了權威？畢竟最高院的法官論行政級別都不會太低，一般領導想干涉也干涉不了。對于信訪者來說，是否也只是因為來自最高院的法官親自處理，所以更愿意服從調處？

假如巡回法庭樹立的只是這種權威，并不足以攪動地方的司法生態。另外兩個層面上的司法權威則分別是作風和說理上的權威。前者依靠法院及法官能夠奉受法治倫理，后者依靠的是清晰可靠的司法裁判規則體系。巡回法庭的法官自然有不同的風貌，但是能否通過個案肅清目前困擾中國司法的裁判規則不清不一的問題？對于地方的司法來說，巡回法庭出京護法，更需要維護的便是這兩方面的權威。

□葉竹盛（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