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學院研究生蔣某不幸墜樓身亡。日前，經過學校專門調查組的初步調查結果，其導師張代遠被取消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并遭停職處理。

據南都報道，蔣某的自殺墜亡很大程度上與其導師施予他的巨大壓力有關。張代遠因為蔣某沒有上繳實習工資而肆意刁難，拒絕為蔣某指導論文，并有意要求蔣某退學。不僅對蔣某如此，眾多網帖指控，張代遠對指導下的其他學生，也存在著克扣學生交通補貼，強行收取論文版面費，侮辱和性騷擾學生等“斑斑劣跡”。

盡管，大多數高校研究生和導師的關系都是比較正常的，不過，這起研究生墜樓自殺極端性事件，又讓輿論聚焦于部分高校研究生與導師之間扭曲的師生關系。盡管南郵事件仍然等待校方的調查結果，但目前，有相當比例的研究生導師，因為種種原因對指導下的研究生都存在不公，也是事實存在。

高校研究生與導師的師生關系，為何在某些時候會扭曲如斯？處于這種關系中的成年研究生，為何總是隱忍隱忍再隱忍，直至忍無可忍？說起來，這恐怕不是個別導師的個人操守問題，恐怕應該是與僵化的高校教育體制有關。

首先，雖然大學生從入校開始就已經普遍成年，但高校的學生管理就基本沒有將學生視為應該自治的成年人。從思想狀況到生活細節，高校普遍地將成年學生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地管制起來。一些學生面對學校管理的不公或者不滿，往往只能隱忍，稍微忍不住，輔導員或班主任就會語重心長地做思想工作。四年本科“圈養”的結果，使得很多學生畢業后無論是進入社會謀職，還是繼續讀研深造，缺乏獨立、健全之人格。因此，當一些研究生面臨導師的不公時，隱忍就成為他們從高中、本科以來所熟悉和最習慣的方式，有的甚至意識不到他們受到了不公的對待。這在心理學里面可以歸咎于習得性無助。

其次，有的導師在不公正對待研究生的同時，導師自身也受著不合理的高校管理體制的不公正對待。一個研究生導師從入職開始，歷經助教、講師、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職稱評定都是對其體制化的塑造，都是對其身心的“磨練”“煎熬”。不排除有些人熬到教授，并成為研究生指導教師之后，也就自然而然用最習慣被對待的方式來對待學生。可以這么說，不合理的高校管理體制物化那些基層的教師，將他們視為學校績效達標的資源；有的教師就用同樣方式來物化學生，將學生視為自己績效達標的資源。從心理學角度，無論是高校的行政官僚對待教師，還是研究生導師對待學生，一旦高權力者將低權力者視為資源，而不是有著個性訴求的具體的人，那么高權力者就不會再像尊重一個平等的人那樣對待低權力者。

從某種意義上說，南郵研究生墜樓背后的師生關系，與上個月初中山大學青年教師掌摑院長背后的體制與教師的關系，不過同一問題的一體兩面。也就是說，當我們反思研究生為何對導師的不公一再隱忍時，同樣應該反思教師為什么對體制的不公一再隱忍。不能總是要等到忍無可忍的墜樓身亡或者掌摑院長時才意識到我們的高校管理出了大問題。

□唐映紅（心理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