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一名高知孕婦在北醫三院經搶救無效死亡。因為先后三份官方聲明的出現，事件迅速在網上發酵。先是死者單位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發函，請求醫院給出一份真實、完整的調查結論；緊接著，北醫三院回應事件經過，并指出死者家屬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嚴重擾亂醫療秩序；至16日，中國醫師協會發布聲明力挺院方，質疑中科院理化所發聲明的程序合理性，并表示相信法律會給糾紛雙方一個交代。（1月17日《北京青年報》）

在“公文”介入之前，此事的“真相”其實并不復雜。一是，院方對于死者死因的醫學解釋，是否足夠客觀；二是，家屬在與院方的溝通過程中，是否真的存在“打砸物品，追打醫務人員，嚴重擾亂北醫三院正常醫療秩序”的現象，又是否牽涉到“職業醫鬧”。對于前者，既然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那么，請示第三方調查機構或主管部門進行專業調查，答案應該不難得出；至于第二方面，醫院監控以及警方出警記錄，也應該能夠予以說明。

中科院要表達對員工利益的關切，其出發點并非不可以理解，但通過發公函的方式，則或有“介入過深”之嫌，其“言外之意”很容易被放大；而中國醫師協會在無第三方調查結果公布前，就發布聲明力挺院方，并質疑中科院理化所公函的程序合理性，同樣也可以說是“用力過猛”。于是這種外力“干預”下，原本家屬與院方之間的糾紛，則導向了中科院對中國醫師協會甚至“科學家”對“醫生”的站隊角力。而醫療糾紛焦點的如此轉移和模糊化，無疑不利于真正問題的解決。

拋卻死者的高知身份，單純從醫療的角度，這原本不過是一件并不特殊的醫療事件。然而，事件卻因為各方機構的介入而“升級”，著實令人遺憾。作為專業機構或協會，理應表現出更多的理性和專業力量，讓各方達成更有效的溝通，力促事件真相的水落石出，而不是指望通過“扳手腕”角力來獲得某種想要的局面。而彼此互發公文的姿態，顯然超越了單純的真相之爭，由此帶來的院方與家屬之外的微妙力量對比，反而令事件導向復雜化。

更為重要的是，在真相未明之前，一個機構以紅頭文件的方式來表達對于一起醫療糾紛事件的“態度”，在現實語境下，難免給人以一種“高級醫鬧”和“靠實力說話”的觀感。它擊中的正是普通圍觀者心中對于醫療糾紛處置中的“公平”之塊壘。事實上，作為“高知”機構與知名醫院，在醫療糾紛發生后，不是找第三方機構來仲裁、調解，而都是由各自的“背景”來出面表達“態度”、立場，實在發人深省。要知道，早在2011年5月，北京市就成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

一位高知產婦之死，最終上升到兩個機構之間，甚至是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一次站隊事件，這無論如何都是耐人尋味的，它或呈現的是一種“升級版”的醫鬧形態。而這次事件中突兀的“公函”，或只是一道象征，它代表了在醫療糾紛處置中的一種超越真相的“扭曲力”，這種扭曲力，在普通人那里，或許可能表現為找“職業醫鬧”，在“有身份者”那里，可能表現為找關系、拼背景，在院方那里可能是“不怕鬧”。而要迎來醫療糾紛的良性處置，無論是醫方還是患方，恐怕都必須要走出“公函”的迷途，代之真正讓真相、事實說話。具體在這起事件中，事情到了這一步，也不再只是純粹的死者家屬與院方之間的“私人”糾紛，除了醫療上和溝通過程中的“真相”需要厘清，中科院理化所的紅頭文件是否符合程序，中國醫師協會的公文和立場又是否足夠恰當，都應該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