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養老的巨大挑戰之下，良性應對養老壓力，支持經濟條件一般的人群養老，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遺贈扶養制度。

近日，一則引起網友熱議，保姆楊女士照顧了宋大爺20年，獲贈老人在方莊的一套房產，卻被老人的子女稱其與老人產生不正當關系，要挾老人寫的遺囑。最終楊女士將這兩兄妹告上豐臺區法院，請求法庭確認老人留下的房產歸自己所有。

撇開爭論，基本可確定的情況是，宋大爺的晚年20年是這位保姆一直照顧。老人原本立下遺囑將房產留給兒孫后，又重新訂立了一份遺囑，將房產留給保姆。宋大爺兩位兒女在新遺囑上有簽名，但是聲稱這是保姆要挾。

具體事實的爭議，留給法院去裁斷。但從法律上來說，如果法院認定保姆的行為屬于法律規定的遺贈扶養行為，保姆有權繼承全部房產。如果僅僅是一般約定的遺囑，這套房產可能需要按照法定繼承的范圍來確定，保姆只能享有法律上老人所有的部分房產。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現有的養老制度瓶頸顯著。遺贈扶養行為進入法律，原本只是為了應對計劃生育政策后沒有子嗣老人的養老問題。而如今，即便有子嗣的老人，也有相當數量人的子女基于各種原因，不會親自照料老人。尤其是需要較高級別護理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下，能找到合適的護工相當困難。

無論老人經濟實力如何，或許為了換取更好的看護，又或許純粹是對扶養人的付出特別感激，遺贈扶養行為的效力高于遺囑。用可以明確預期的財產作為回報，換取扶養人精心的照顧。這樣恰好彌補了高價的市場化養老和高情感投入的家庭養老之間的空缺。

這項好的探索遭遇我國法律文化的不完善，即便當事人立下了字據，也同樣出現前面提及的爭議。這樣的爭議，體現出了遺贈扶養的三個挑戰，其一是普通人不能分清遺囑與遺贈扶養，其二是不能自理的老人如果被虐待或者脅迫如何救濟，其三是履行照顧老人義務但拿不到遺贈。

如果單純模仿國外，調用職業律師參與全程監督，有利于執行過程的正規化。但現實中，正是經濟實力不佳的群體才更傾向選擇遺贈扶養模式，這就否定了職業律師介入的可能。而對定義遺贈扶養協議并進行公證，是排除為了爭奪遺產各執一詞的好方法。然而按照要求，老人、扶養人必須親自到公證機構辦理，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如果老人已經行動不便，這樣做也會有困難。相對而言，對有子女的家庭而言，監督執行的問題倒比較小。

雖然，遺贈扶養協議能更加保障扶養人的利益，但本身也有局限，立法之初考慮到更多是農村無子女老人的養老送終，并沒有作為養老制度而設定。在養老范圍、扶養人范圍和對遺產保全方面沒有更細致的規定。從實踐中來說，遺贈扶養若能保障扶養人的利益，也間接保障了養老的質量，是比遺囑更有效的一種模式。

為此，在目前養老的巨大挑戰之下，良性應對養老壓力，支持經濟條件一般的人群養老，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遺贈扶養制度。同時，需要制定標準化文本，并讓其更低成本的確定法律效力，消除法律爭議。

□姚遙（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