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上海又有一批名人故居對外開放，其中就有《三毛流浪記》的作者張樂平的故居。他在五原路生活了五十多年。張樂平的家人把他原來的生活狀態，包括一些資料和作品都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一晃幾十年過去。張樂平的小兒子張慰軍已經鬢生華發，但他依然會穿過五原路覆著爬山虎的弄堂，進入張家老屋，看著墻上掛著的三毛漫畫，回想父親的往事。

人物小傳

張樂平(1910.11.10—1992.9.28)，浙江海鹽人，畢生從事漫畫創作。他所創作的三毛形象，婦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譽為“三毛之父”，是中國當代最杰出的漫畫家之一。

1929年，張樂平開始向上海各報紙投稿。上世紀30年代初期，經常在 《時代漫畫》等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逐漸成為上海漫畫界較有影響的一員。上海的報章雜志上都刊登有張樂平的漫畫作品。

1935年，張樂平筆下的三毛漫畫形象在上海誕生，其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三毛這一典型形象表現了舊中國流浪兒童的苦難生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后又被改編成電影故事片、木偶片。

1936年，為籌組全國漫畫家協會，當時有7位知名漫畫家先行被推定為漫畫家協會上海方面的籌備委員，張樂平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員。

1937年抗戰爆發，張樂平與上海一些漫畫同仁迅速成立救亡漫畫宣傳隊，由葉淺予為領隊，張樂平為副領隊，率隊離滬宣傳抗日。漫畫隊在桂林兵分兩路，張樂平擔任其中奔赴前線的隊長，率領救亡漫畫宣傳隊戰斗在滬、蘇、鄂、皖、浙、湘、桂、贛、閩、粵諸地，堅持至抗戰勝利。

1945年，張樂平重返上海，開始新的漫畫創作生涯。后在上海參與發起上海美術作家協會和上海漫畫家協會。這一時期，《三毛從軍記》在上海《申報》發表，引起轟動。《三毛流浪記》 在 《大公報》連載，引發社會強烈反響。

1949年4月，在宋慶齡的支持下，張樂平舉辦了三毛原作畫展，并義賣三毛原作及各種水彩、素描、寫生畫，籌款創辦“三毛樂園”，收容流浪兒童。此后，他在解放日報社、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任專業畫家。

父親拿我們當模特

1954年，我在上海湖南街道五原路出生。由于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時候身體不好，哮喘很厲害，所以父母特別寵我。

有記憶以來，父親一直在書房作畫，家里7個孩子就在邊上玩鬧。母親一直跟我們講，玩可以，但是不能打擾父親作畫，有時候，同學到我家來，一起繞著父親奔跑。父親只管自己畫畫，不說什么。不過他畫畫講究解剖，有時候一個人物動作畫不好，他就隨手拉過來一個小孩子說：“來來來，做個動作給我看一下。”把我們當小模特了。

父親是坐著畫畫的。小時候，我知道他是漫畫家，但沒意識到他那么有名。過年的時候，幼兒園要交年畫，每年父親都幫我畫了年畫，讓我帶到教室去貼。現在回想起來，老師們都知道這是張樂平的年畫，但我當時沒意識到。

父親是慈父和嚴父的結合體。說他是慈父，是因為他比較放養，從來不要求我們學習成績要多好。哥哥姐姐功課很好，并不是因為父親的管教嚴格。父親也沒有專門輔導過我們畫畫。我從小喜歡亂涂亂畫，他看著，卻不幫我找老師。反倒是母親，后來讓我去學畫。父親一直認為，畫畫不是單靠教的。他自己也上過很短時間的美專，覺得受益不大。父親一靠天賦，二靠用功，懂得吸收別人的長處。有一次我在練習素描，畫石膏像。父親看到了，他也練過石膏像，就對我說：“你呀，畫畫膽子不夠大，筆法太拘束。不光是要形似，還要神似。”父親后來一直說，做人膽子小一點，畫畫膽子大一點。這句話我后來一直記著。可能還是有點遺傳，家里的兄弟姐妹，小時候基本上都承包了學校里的黑板報工作。

說他是嚴父，是因為家里家教比較嚴。從小給我們這些孩子立規矩。如果我在家里跑來跑去，父親就會說我。有時候一邊吃飯一邊說話，他也會批評幾句。父親的幾位朋友，有幾個確實做到了食不言寢不語。如果非要說話，也是吃完這一口，停下來再開口。父親還特別怕我們在外面“軋壞道”，一旦外出晚歸，他就會嚴厲批評，但不會動手。

母親有工作，當時家里全靠外婆打理。外公早年病逝，外婆只有這一個女兒，所以特別寶貝母親。家里有外婆在，總是井井有條。

我們家一直很熱鬧。不光是7個孩子，還有周圍鄰居、同學、同學的同學，常常串門。母親習慣讓保姆做很大一鍋飯。碰到誰來，她就會問：“你吃飯了嗎？”如果沒吃，就讓對方吃飯。于是，家里一桌子人吃飯，很可能幾個相互之間不認識。吃飯有時候是“流水席”，誰到誰吃。父親人緣很好，除了鄰居常常來串門，電力公司的抄表員、郵遞員，也會和他打成一片，他經常說，“上來坐坐，看看張伯伯”。

來，為戒酒干杯

父親愛喝酒，非常出名。我有記憶以來，父母每次吵架都是因為他喝酒。母親讓他少喝，他就說：“好好，不喝不喝了。”隨后舉起杯子道：“來，為我的戒酒干杯。”第二天照喝不誤。幾乎每天飯前，他都會用小酒盅喝一杯白酒。我小時候，他去外面喝酒也會帶上我。后來他身體不好，喝黃酒比較多，家里有一個壺，專門用來熱黃酒。

很多人寫回憶文章，都會提到父親喝酒。三年自然災害時，上海市委提出要保障知識分子的待遇，有領導就舉例說：“比如張樂平，你不給他喝酒，他能畫出三毛來嗎？”可見父親喝酒的名氣。寫父親喝酒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黃永玉寫的《我心目中的張樂平》，后來葉剛、戴敦邦也都提起過。

“文革”抄家時，紅衛兵在父親吃飯的桌子對面貼了一張大字報，上書：張樂平不準喝酒。然而父親依然偷偷喝，還對著大字報喝，喝完就把酒杯藏在桌子的抽屜里。他后來自己想起也頗覺好笑，覺得那就是一幅漫畫。

那段日子，父母再也沒有吵架。母親反而讓我們幾個孩子偷偷幫父親去打酒。由于家里附近店鋪的人都認得我們家，我們就拿著一個果醬瓶，跑到稍微遠一點的烏魯木齊路上，找不認識的醬油店，每天幫他買3兩白酒。當時，父親每天很晚才能回家，母親囑咐我和哥哥，輪流去49路公交車站等父親，陪父親一起走回家。

父親晚年時，常常住院。有一次我去看他，問他要不要帶什么東西，他對我說：“你給我帶個熱水瓶。”醫院里其實有熱水瓶，所以我一聽就懂，他要的哪里是熱水瓶，是酒。第二天，我帶了一熱水瓶的黃酒給他。父親自以為在醫院偷偷喝酒沒人知道，其實醫院的醫生護士都有數，只是拿他無可奈何。

上世紀80年代，我移民香港，和父親的通話內容常常是身體怎樣，說一兩分鐘就掛了。好在我每年會經常回上海看他。但那時候父親已經得了帕金森，越老話越少。

上世紀90年代，父親多次住院。我來上海的頻率增加了。我兒子出生后，我帶著兒子看望過他兩次。老人家特別喜歡小孫子，看到他就高興得不得了。記得第二次告別時我對他說：“我們要回香港了。”父親堅持一路送我們。他讓護士推著輪椅，一直推到大門口，才從自己手上把兒子給我。我把1歲多的兒子接在懷里，準備要走。沒想到，父親抓住孩子的小腳丫，遲遲不肯松手。

最后一次見到父親，他依然住在華東醫院。我來看他，他第一句話就問：“小巴辣子來了嗎？”“小巴辣子”就是指我兒子，我說：“沒有，這次是我一個人來上海。”他望著我，沒說話。第二天，我再去醫院，他正在熟睡。后來醫生說，他已經重度昏迷。當時我沒料到，這是我和他說的最后一句話了。

1992年9月28日，父親去世。我當時在香港，沒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接到電話后，第二天我一個人先回上海。到家，發現家里坐滿了親朋好友，附近學校的老師也來了，大家都來幫忙。書房、走廊、花園，甚至整條弄堂都擺滿了花圈。大家聊起往事，一個說：“我手里有張伯伯給我畫的畫。”另一個說。

追悼會場面很大，出動了警察來維持秩序。龍華殯儀館的大廳里站滿了人，卻依然容納不下，還有許多人站在了外面。追悼會上，致悼詞的是父親在解放日報的老同事丁錫滿。我小時候，丁錫滿經常到我家來。他寫詩、父親配畫。一老一少在書房里一邊喝酒，一邊聊天。那天，丁錫滿致完悼詞說：“我一定要給老張敬一杯酒。送你吧，就送你一杯酒。”于是放了杯花雕酒。用酒追悼，這件事后來也流傳甚廣。當時，我們幾個子女并不希望放哀樂，覺得不要太悲傷，弄得那么多人很傷心，所以背景音樂是《友誼地久天長》，當時它還有一個名字，叫《一路平安》。

在畫里讀懂父親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香港，看到親戚寄給我一本書。這本書是日本人寫的，研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主的中國漫畫。我把這本書拿給我的表舅魏紹昌看，他對30年代上海的文史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后說：“你父親在那個時候畫了好多東西，但是我們都沒看到。”

原來，抗日戰爭的時候，父親把很多作品托付給了一個朋友，后來朋友也找不到，東西也找不到了。“文革”時抄家，父親許多漫畫的原稿也沒了。所以那些原作我們這些親人都沒有，即使有也是很少數的東西。

可是自從看到了那本研究中國漫畫的書，我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想把父親的漫畫原作一一找回來，系統地整理出來。我開始頻繁回上海，去徐家匯藏書樓、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等地方到處找，找到好多父親早期的漫畫。漸漸地，我才了解了父親。

父親很早就來上海做工，先是做木工，后來做印刷工。做印刷工的這一段在三毛漫畫里有所表現，父親說過，他畫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父親小時候有一位小學老師對他很好，教過他一些西洋畫方面的知識。后來父親進了美專，學過一段時間。出來以后就畫廣告，搞服裝設計，這些印刷品是我后來找到的。

在我們找到的資料中，最早是他1929年在《申報》上發表的報刊刊頭，當時他19歲。據說還有更早的，但是沒找到。后來還找到一張畫，畫的是《大飯店》，從上面畫下去，把當時的新聞和市井百態選了一些放在里面，最下面是大堂，正在舉辦婚禮。許多人看過，覺得非常有趣，現在看也非常有趣。可惜原稿找不到了。這大概是他上世紀30年代初發表的作品。

后來，父親不斷有作品發表，他就辭職專職畫漫畫。雖然上海畫漫畫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是業余畫的，專職畫漫畫的只有兩個人，父親是其中之一。所以到1933年時，已經有報紙把他列為海內一流畫家。他已經很出名了。

表舅魏紹昌在談到中國文化史的時候，曾有一個觀點。他認為，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到了民國就是漫畫。當時漫畫在中國確實有影響力，漫畫雜志銷量很高，人們都看漫畫，其他流派的藝術發展如印象派、劉海粟的裸體寫生，甚至許多國外生活方式與新知識都是借著漫畫雜志被介紹到中國的。父親畫“三毛”，可以說是生逢其時。

讓沒讀書的孩子題書名

1935年，父親開始創作“三毛”這個形象，四格連環漫畫，看起來是一個個小故事。真正的長篇連載漫畫是1946年創作的 《三毛從軍記》，其他都是小故事，沒有串起來。

父親創作 《三毛流浪記》的時候，有他自己的經歷，比如他小時候的生活，到上海打工，和流浪兒做朋友等等。《三毛流浪記》第一幅是《孤苦伶仃》，一出來就反響很大，《大公報》銷量上升。有一陣，上海市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買報紙，看看三毛的命運到底怎樣了。當時還有賣報亭把報紙夾起來給路人看，三毛那一塊被人挖走了。

父親后來生了一場病回到嘉興。他在嘉興繼續畫，通過火車的乘務員把畫作帶到上海，報社再派人到火車站去接稿子。因為影響非常大，后來宋慶齡和父親還一起聯合辦了三毛樂園的義賣展覽，在第一百貨公司(當時叫大興公司)，展出的都是《三毛流浪記》的原稿。排隊的人從大興公司繞到六合路。

對父親的一生來說，抗日戰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他剛從農村到上海時，雖然是貧民子弟，追求的生活其實比較“小資”。抗日戰爭這幾年是對父親的洗禮，堅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看待社會的想法，而且對他后來一生愛幫助人的品質都有影響。

1949年后的三毛漫畫，刪去了很多東西，三毛變成了一個苦孩子，成了父母教育小孩的工具，這讓一些小孩子不喜歡三毛。但當這些小孩子長大了，再回過頭看三毛，他們會發現，三毛很有意思。

我記得，20年前有過一個調查，《三毛流浪記》 是兒童類書籍銷量最好的，但都是父母買給小孩看。最近又有調查，《三毛流浪記》依舊是兒童類書籍銷量很高的，買書的是當年的小孩子，他們長大后再把三毛買來給自己的孩子看，可孩子依舊不愛看。可能因為三毛從誕生開始，就不是單純的兒童漫畫。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三毛，是在父親的畫冊里。1959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再版《三毛流浪記》簡體版，父親希望“三毛流浪記選集”幾個字是小孩子寫的。我那時候還沒讀書，只認識一些字，父親就讓我寫幾個字出來，再拿去描。畫冊印出來以后，我有點虛榮心，把書送給同學們看，到處嚷嚷著：“你看，這幾個字是我寫的。”

我小時候畫畫，不是跟著畫冊，而是跟著父親臨摹，他畫什么，我就臨摹什么。記得小時候還去過漢口路申報館父親的辦公室，看他畫畫。有一次，他為了畫“南京路上新事多”，一連畫了一個多月，有幾天是住在辦公室里的。

父親過世后，我尋找他的畫作越發勤快。后來，兄弟姐妹一起加入尋畫的過程。我們發現有些商家開始用三毛形象打廣告，我們就同他們打官司。官司雖然贏了，但是這給三毛形象帶來負面影響。于是，大家就想把三毛的形象維護起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懂得也不太多，兄弟姐妹一起申請了一個三毛形象發展有限公司。其實叫公司不太確切，因為一路走來，我們做公益比較多，沒什么盈利。此后，兄弟姐妹還發動公司的員工一起幫忙找父親的畫。

有人說，男孩應該在20歲前崇拜自己的父親。但我的少年時代，正好經歷“文革”，父親被批斗。我雖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可能崇拜他。反而在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畫作和資料，才發現原來我的父親這么了不起。

父親為人很好，很為一些朋友稱道。許多畫家碰到我時都說：“我們當年走上美術道路，和你父親有關。我們從小看的就是他的三毛，臨摹他的三毛來學畫。”有些朋友得知我是張樂平的兒子，還會豎起大拇指，說：“樂平，好人！”

可以說年紀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