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注重“湊數量”，不考慮中低收入群體工作生活便利，建成的保障房更像是地方政府的“政績房”。只有對保障房建設中責任錯位、陽奉陰違的政府部門嚴肅追責，才能倒逼政府轉變觀念和職能，提升履職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避免保障房重演“空城計”。

數以萬套的已建成保障房，在江西、河南、吉林、湖北、貴州等多地卻成了“空置房”。國家審計署日前發布的審計結果公告顯示，有5個省已建成的5.75萬套保障房閑置。除居住質量不佳，部分保障房還在資金管理、建設、分配環節不透明，甚至淪為“虛假工程量”。

此前，國家審計署曾公開披露，貴州省貴陽市有3萬套保障房竟一直閑置。一些小區房子雖已建好，但是水、電等還不能入戶，這些保障房項目共涉及投入85.43億元，可因為配套設施不完善，老百姓有房卻遲遲住不進。貴陽市的情況并非孤例，如山東青島白沙灣片區保障房因為位置偏僻、缺乏配套設施而遇冷，全國最大保障房社區成了一座空城。

一邊是中低收入群體期盼早日實現“安居夢”，一邊是大量保障房空置。經過幾年高速建設，保障房進入“產出”高峰，但一些地方保障房入住率低，“民心”屢遭尷尬。在一般人眼里，在剛性需求旺盛的當下，價格實惠的保障性住房理應出現競相申請、鮮有空置的局面，可事實卻是，保障房屢屢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本應是保障對象企盼保障房，卻變成了保障房靜候保障對象，僅5個省就審計出5萬多套保障房被閑置，照此推算，全國又該有多少保障房被閑置？

保障房是地方政府部門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建設的，屬于城市的公共服務和保障供給范疇。從相關報道來看，一些地方保障房不受百姓待見，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保障房價格沒有多大吸引力。一些城市的保障房價格和租金與市場價相差無幾，遠遠超出中低收入階層的經濟承受能力。二是保障房選址偏僻是很多城市的通病，無論是經濟適用房、限價房還是廉租房、公租房，大多遠離市中心，加上建筑質量低劣，市政配套設施差，生活極不方便。如在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的深圳，兩年前建成的一個公租房小區，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才600元，價格如此實惠，竟然有近半數公租房遭棄租。一位市民道出其中緣由：項目位置偏遠，去城里沒有公交車，進城騎自行車要花3個小時，且路況混亂、行路安全難以保障，讓人“租得起、住不起”。

保障房建設由政府部門主導，這本身沒有問題，但是，政府部門卻不能關門操作。一方面，在公權力尚沒有受到有效約束和監督的背景下，關門操作難免會權力自肥，謀求部門利益；另一方面，某些權力部門官僚主義突出，并不把保障房看做是公共服務供給，而懷有很強的“施舍”心態。

關門操作的結果，會出現一個鮮明的對比——一些政府部門給自己建的保障房往往位置優越、面積超標，保障房變成了“官適房”，而給中低收入群體建的保障房大多被“放逐”到了偏遠地段。由于在保障房選址建設中，中低收入群體之于保障房沒有話語權，選址和建設更不可能體現他們的意志，而幾乎完全變成了政府部門的單向操作。這是保障房建成卻無人問津的深層次原因。

住房不僅僅是用來遮風擋雨的，它也是用來“生活”的，保障房不僅要“能居”，更要“宜居”。各地保障房頻演“空城計”，意味著大量保障房沒有發揮應有的保障作用，惠民的政策走形變味，造成了大量資金、土地的浪費，更無形中加劇了中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困境，戕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只注重“湊數量”，不考慮中低收入群體工作生活便利，建成的保障房已不是“民心房”，而更像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績房”。對此，亟須嚴格依法依規問責追究。只有對保障房建設中責任錯位、陽奉陰違的政府部門嚴肅追責，對涉及嚴重違法或腐敗犯罪的人員依法懲處，才能倒逼政府轉變觀念和職能，提升履職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避免保障房重演“空城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