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近期談到，國內近幾年經濟沒搞“強刺激”，過程頗不容易。下一步的發力點在供給和需求兩端，落腳點仍然是調結構。其中“供給側改革”的提法越來越多，已經被視為改革轉型的重中之重。這一舶來的象牙塔術語，事實上已經通過一系列政策，落到了百姓身上，并還將在日常生活視野之外不斷承接各種機會和挑戰。繁復的刀法，將劈開改革沿途的荊棘。

改革的繁復刀法

經濟方面的大政方向可分為“需求”和“供給”兩端，一般兼而有之。前者強調增加老百姓、企業、政府等主體買東西的意愿，比如家電下鄉、汽車補貼、降息降準、投資“鐵公機”等等，落腳處都在“買買買”，鼓勵大家多掏腰包買家庭大件、房子地皮、水泥鋼筋。后者則強調如何改善生產，讓大家伙兒能夠用最佳方式把該做的事做好，比如簡政放權、國企改革、計劃生育、科技創新等等，著眼點在于“修內功”。“需求端”大家看得著，政策效果短平快，作用在于為經濟體自我復蘇搭把手，但并不能增強經濟的體質。“供給側”不為社會所熟悉，然而指向固本培元。

具體來看，“供給側”改革的刀法沿著人口、土地、資本、科技、制度等多方面展開。這些正如武俠小說中的人體經脈一樣，需要全部打通才能功力煥發；有一條閉塞就武功盡失。

人口政策的核心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依靠充足的廉價人口資源，迅速發展起輕紡、服裝、玩具、電子、家具等大量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今“計劃生育”政策逐漸不再適合國情，“單獨二孩”政策成熟推出，構成人口數量供給方面的改革。與此同時，近30年來，高學歷人才越來越多，人口質量得到極大提升。但中西部地區教育水準仍待提高，需要以教育促扶貧，強化人口質量供給。此外，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同時提升人口數量和質量的供給效率，是人口政策中的重點。

土地政策著眼在農地流轉、房地產管理、土地使用效率等方面。農村宅基地的產權確立是市場化流轉的基礎。流轉后保障賣地農民能夠獲得合理補償，同時將所得資金投入到新生活設計中去，是后續工作核心。房地產泡沫的恐怖，遠可以談海南樓花，近可以說常州“鬼城”。從控制土地供給來限制房地產泡沫，并迫使地方政府不再依賴土地財政，是其間重點。北京四環內不再供給土地新建住宅，就是這方面的案例。最后，還要在規劃中協同不同類型土地的使用效率，不要這屆班子搞南區，下屆班子搞北區，最后整個城市變成大工地，但功能上仍不協調。

資本供給的老大難問題近來被表述為“僵尸企業”。這些企業，一般有著“絕對過剩”特征，就是說產的東西不可能賣得完。當下，鋼筋、水泥、玻璃等建材類行業基本就是這情況。然而這些大多是大國企，持續依靠銀行廉價貸款和財政資金不斷“續命”，成了“僵尸”。這些錢都是無數嗷嗷待哺的中小企業、創業企業所夢寐以求的資本，但并沒有供應到最需要的地方。總理最近兩次談到這件事，預計在馬上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會亮出刀刃，開始攻堅。

科技、制度等方面的發力，是把活干聰明的關鍵之關鍵。人、錢、地這些東西，古已有之，需要互聯網、精益管理等現代化的要素來“畫龍點睛”。政府不斷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用意就在于提高供給端種種要素結合的技術含量。民間努力需要政府進行基礎性的配合，中心問題依然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簡政放權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應有之義，但破除壟斷、擴大經濟開放度、提高法治水平等更為基本。這些方面我們陸續看到發改委、商務部、最高法等機構在推進相關工作。混合所有制改革、人民幣加入SDR籃子等多項近期年內重大事件都與此有關。

可以說，“供給側”改革的范圍遠高于“需求端”，要求政府乃至社會全方面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不簡單是財政部、人民銀行、國資委等經濟治理核心部門的職責。

機會與挑戰

系統性工程的難度遠高于單一工程。從國際經驗來看，“供給側”改革的艱辛和緩慢是普遍的。歐元區和日本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政府決策效率低下、企業創新短板等諸多結構性問題的過程，分別也都有十年以上的歷史。日本經歷的挫折還更長些。中國的改革很可能漫長而曲折。

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果，為2016年以及更遠的將來打下基礎。從經濟總量來看，消費已經超越了投資成為國民經濟占比中權重最大的一塊。這里面的意義很重要，就是說出去吃飯、旅游、上網看視頻、購物等這些日常活動所催生的企業產值，已經高于以煙囪高爐加上機器人、流水線為代表的企業產值。橫向比較，發達經濟體普遍以服務業為主，大約占到六成以上。我國剛過半，還可以更上一層樓。

結構上，房地產過熱的時代基本過去。在房地產時代里，財政、貸款、產業、就業等各方面都圍著它，帶來了正反兩方面的結果。正面結果是經濟長期得到有力支撐，一線城市到四五線的城鎮居民普遍經歷了與之相關的收入上升或資產升值。負面結果是資源畸形配置，犧牲了其他產業健康發展的空間，同時造就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令人難以忍受的超高居住成本。接下來的機會，就是如何利用騰挪出來的人力、土地、資金來支持下一個發展龍頭。

挑戰與機會是同等量級的，甚至很多方面可能還更嚴峻。人口政策的難點在于農民工城鎮化和高端人才國際化。前者決定根基是否穩固，后者決定高度是否超群。土地政策難點在于農村－城市用地矛盾和城鎮土地合理規劃。資本方面需要頂住就業和穩定性壓力來重組、清理“僵尸企業”。科技方面需要引入民間風險資本來承接創意。將這些任務的攻堅主體梳理出來，關鍵都在于政府自身的定位是否滿足現代經濟的要求。

深圳和廣州的對比可以為我們尋找政府位置提供一些靈感。深圳從一無所有的海邊漁村，到如今可望香港而立，擁有平安、華為、騰訊等一批世界級企業，成就可謂輝煌。廣州也貴為一線城市，GDP還高于深圳，同樣有廣汽、南航等一流公司。然而，兩個城市氣質迥異。深圳的支柱在于高新技術、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標簽是“創新”；廣州的支柱在于汽車、石化和電子，傳統產業更重。考慮到廣州把住珠江口的地緣優勢和可追溯到秦漢的悠久歷史，深圳成就更具啟發性。深圳代表了民間力量在政府良好引導下所能夠達到的成就，給出了當前全國“供給側改革”所應該參考的樣本。

展望2016年，宏觀經濟預計仍將坎坷，道阻且長，但生機已經顯現。從自然的規律看，瑞雪兆豐年。冷風固然凜冽，但為來年春天吹出一片清白。改革利刃帶起的刀風能否有類似效果，取決于刀法的狠準力度，更在于用刀者無畏風險的勇氣。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