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檢察應當遵循司法規律和訴訟原理,以公權力監督為本位,以程序監督為導向,監督重心從私權救濟向公權力監督轉移,強化對民事行政審判權的監督；透過裁判不公的表象,發現審判不廉、司法腐敗問題,強化對審判人員違法行為監督,從源頭上、根本上維護司法公正。

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修改后,審判救濟先行,追求抗訴數量和規模效應的監督模式已不可持續,那種就事論事,簡單地對裁判結果監督的方式確實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問題,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必須適應新常態,將工作重點從對事監督轉變到對人監督,加大對審判人員違法行為的監督力度,推進司法不公的源頭治理。英國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而在司法不公中最為嚴重的是法官腐敗問題。

當前社會反響強烈的司法不公的源頭仍然是法官不廉潔問題,如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以公權力監督為本位,決定了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始終要將審判權、行政權異化作為監督的重心,聚焦法官違法。因此,民事行政檢察是監督法官違法行為之重器,而且對法官違法行為的外延應作廣義理解,只要涉及民事行政訴訟活動,包括違反執業倫理道德的行為均應當納入其中。如法官涉及當事人及關系人請客送禮、不當交往,包括法官在自己家中、餐館、娛樂場所或其他私密場所進行單獨或私下接見當事人等均應列入檢察機關“糾舉”的范圍。

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本源,社會反響強烈的司法不公源頭仍然是程序問題。轉變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通過監督違反回避、送達制度、變相剝奪當事人訴權、與當事人單方接觸等問題,發現和查處法官違法、違紀行為。如法官將本應受理的案件拒之門外,其實質是剝奪當事人的起訴權,其性質是嚴重的,事關司法的民主與文明。正如英國法學家朱克曼所說:“一個制度只是努力達到判決的正確性是不夠的,它還必須使那些希望實現或保護自己權利的所有的人都有機會。因此獲得正義(進入司法)是所有文明社會所承認的民權或憲法權利。”

除非審判活動違反正當程序,或裁判結果明顯違法,檢察機關宜考量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以確保法律秩序的穩定性和生效裁判的終局性。有效緩解“終審不終”“重復再審”的問題,未來的民事訴訟立法應當對當事人申請檢察監督(啟動再審)的條件加以明確規定,改變目前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認為法院生效裁判明顯錯誤就可以申請抗訴或再審檢察建議的較低標準,以控制初次再審之后的再次再審(檢察監督啟動的再審)。基于再審程序對司法終局性和既判力的沖擊,世界各國和地區對此項制度的適用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如實行“三審終審”制的我國香港,不僅沒有再審規定,而且對當事人的上訴也作嚴格限制。一般案件法律應當對民事再審確立更加嚴格的條件,貫徹意思自治和有限再審的原則。在我國“兩審終審”基礎上的再審制度,只要程序正當,當事人經過三級審判程序(糾錯機制),案件“事實審”和“法律審”總體趨于成熟,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救濟當屬充分。

日本訴訟法專家谷口安平提出:“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本源,裁判結果是否正確并不以某種外在的客觀標準來加以衡量,而充實和重視程序本身以保證結果能夠得到接受則是其共同的精神實質。”當前社會反響強烈的司法不公的源頭主要是程序問題,法官貪腐是對程序的踐踏。因此,檢察監督的重心應當從過去的實體監督轉向程序監督,即從偏重實體向實體、程序并重轉變,進而確立程序優先的監督理念。（傅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