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毫無法律根據的協議，實質是徹頭徹尾的違法施與當事人的“封口費”，不僅暴露出執法部門的法治無知，且讓簡單案件長期游離于法治軌道之外而得不到解決。

據報道，1995年，安徽霍邱縣村民陳家楊被警方認定為殺人嫌犯并被羈押。兩個月后“死者”歸來，陳家楊當晚即被釋放。按正常程序，該案在賠償問責過后就能圓滿解決。遺憾的是，公安機關面對自己的錯誤羈押，卻選擇了“私下和解”的方式，與當事人簽訂了所謂的“不追責協議”，不僅沒有案結事了，反倒引發當事人經常上訪、官司不斷。

從羈押和釋放均未出具任何手續，到公安機關承認存在刑訊逼供，刑事執法中的違法責任不難判斷。20年前的法治環境畢竟不如今天，今天打撈起這個案件，雖然其中的刑訊仍值得反思，但完全細究刑訊元兇似乎有些刻板機械。相反，公安機關與當事人簽訂的那一紙“不追責協議”，倒更能透露出幾分現實痹癥，其教訓值得今天的執法者認真汲取。

害怕擔責，在金錢補償的基礎上簽訂“不追責協議”，這種做法至今仍有“市場”。這種毫無法律根據的協議，表面上打著“協議”的旗號，實質是徹頭徹尾的違法施與當事人的“封口費”，不僅暴露出執法部門的法治無知，且讓簡單案件長期游離于法治軌道之外而得不到解決，甚至滾雪球般變成“歷史難題”。

違法的協議自然難以得到有效執行，一旦當事人反悔，陷入被動的不只是執法者，還有更多的國家資源被浪費。本案的糾錯原本極其簡單，但是其處理方式對任何一方而言都堪稱“完敗”。對當事人來說，由于沒有一個法律上確定的賠償標準，私下補償引起的反倒是合法權益訴求的無終結性，提起信息公開訴訟不過是“曲線維權”的方式而已。且這種權益的不確定性還導致當事人生活的不穩定，20年前的村“首富”如今變得“家徒四壁”，很難說與其長年上訪沒有任何關系。

對當地公安機關而言，為此耗費的財力精力與公信力損失，并不比需要依法承擔的責任少。按照法律標準，錯誤羈押兩個月的國家賠償金并不多，刑訊逼供造成的醫療費用再多也有限數。而本案中，警方不僅在兩次救助后為當事人協調申請了低保，還連續幾年進行慰問，結果反倒演變為一樁燙手山芋般的“積案”。對國家資源而言，從不斷上訪到提起行政復議，從縣法院一審判決“把球踢回公安局”到當事人向市中院提起上訴，各種資源耗盡卻對解決案件實質問題幾乎沒有意義。

昨天的錯案，今天的鏡鑒。透過一紙荒唐的“不追責協議”，我們當警醒法治無知帶來的苦澀后果。逃避法治化的解決方式，公權力終將陷入自己編織的無休止的利益紛爭中，這就是不依法辦案的代價，更是不及時依法糾治錯誤執法的代價。

本報特約評論員 兵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