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發布的消息，12月4日，在該公司2015秋拍“暢懷——歷代書法夜場”中，將現身一件“魯迅贈給日本友人清水安三的書法作品”。該立軸尺幅為24×20cm，上有魯迅手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經，立地殺人”。盛放立軸的小木盒的盒蓋內側有題識：“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附一段小字：“此書是周樹人先生之真筆也。思慕故人不盡，添四個字在此，這是魯迅先生書名也”。

該消息一出，引發學界的極大關注。據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蕭振鳴透露，魯迅的手稿，因其文章風骨及人格魅力，蘊含了重要的價值。經過幾十年的征集，保存下來的魯迅手稿絕大多數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等國家文化機構，散落民間的可謂鳳毛麟角。魯迅手稿真跡出現在拍場并不多見，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嘉德秋拍的一件魯迅致陶亢德書信，200余字書信拍出655.5萬元的天價，堪稱近現代文人最貴的一紙手稿。此次匡時拍賣的這一件魯迅的行書作品，雖然內容符合魯迅的思想，文風也確是魯迅的風格，但也有專家認為其創作背景、來源等方面存在疑點，有待更嚴謹的研究。

創作年代難以斷定

蕭振鳴告訴記者，他昨天在匡時秋拍的預展現場看過了這件拍品，既無上款，落款也無日期和鈐印。這種情況在魯迅所遺詩稿條幅中很少見，也使得它的創作年代很難斷定。按照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書畫部經理晏旭的說法，這件拍品大致創作于1927年至1931年之間。有專家認為，這種推測尚缺乏史實支撐。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王錫榮告訴記者，根據現存的魯迅日記，清水安三的名字一共出現過3次。首次是1923年1月20日：“晚愛羅先珂與二弟招飲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來”。第二次是1923年8月1日：“上午往伊東寓治齒，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館小坐”。第三次是1924年5月7日：“下午清水安三君來，不值。”意思是清水安三去拜訪魯迅，但兩個人沒碰上。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賀縣，1917年進入中國，在北京朝陽門外創立崇貞女子學園，也在日文版《北京周報》擔任過記者。約在上世紀20年代初，清水安三結識了魯迅。清水安三晚年在《回憶魯迅》一文里記錄下了首次與魯迅見面的情景：“嚴格地說，當時我不是專程去拜訪魯迅而是去拜訪周作人的……這時，一個鼻子下蓄著黑胡須的中年男子從西廂房掀開門簾，探出頭來說，‘如果我也可以的話，就進來吧，我們聊聊。’于是我進了房間與他進行了交談，沒想到這個人就是魯迅。”

根據蕭振鳴考證，清水安三的確與魯迅相識，但相互間的交往主要在1927年以前。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指出，魯迅日記中出現過兩位姓清水的日本人，一位是上世紀20年代跟魯迅有過交往的教育家清水安三，另一位是上世紀30年代跟魯迅交往過的地質學家清水三郎，不能混為一談以證明魯迅與清水安三交往密切。

拍品來源模糊不清

學界專家認為，這件拍品存在的另一個疑點是來源。“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手的資料證明魯迅曾贈給日本友人清水安三這樣一幅書法立軸。”蕭振鳴指出，晚年，清水安三寫了《值得愛戴的大家：魯迅》(1967年)、《回憶魯迅》(1968年)、《懷念魯迅》(1976年)等文追憶魯迅，但這些文章中都沒有提到過魯迅曾贈他這件行書立軸。

蕭振鳴告訴記者，199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出版的《魯迅研究月刊》上曾登載了一篇研究文章，文內提到魯迅曾將十六字佛偈寄給清水安三，但那是寫在一張明信片上的。發現這張明信片的是中國文學研究者飯田吉郎。據飯田吉郎回憶，他是在搜集、整理資料時“無意中”看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殺人”寫在明信片上，寄出人署名是魯迅，收信人是“上海徐家匯 清水安三先生”。并說“是用漂亮的毛筆字寫的，無日期，郵戳也模糊不清。”在明信片的正面還有手書“應需回信”四字。

蕭振鳴透露，對于飯田吉郎的文章，也曾有專家提出質疑，認為他沒有提供照片，無法判斷這是否是一張明信片，可能由于翻譯的關系弄錯了。蕭振鳴認為，即便如此，也無法考證飯田吉郎發現的魯迅手跡是這次上拍的拍品。因為，飯田吉郎所述魯迅手跡上的佛偈后一句“放下佛教，立地殺人”，與這次上拍的掛軸上的“放下佛經，立地殺人”有出入。在立軸里，“佛教”被改成了“佛經”二字。

就該拍品的來源，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表示怕給藏家帶來麻煩，不方便透露。該公司同時表示，此前對拍品做過鑒定，對其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