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山東壽光警方接到一名男子報警稱，自己和20多名同伴被一個團伙控制拘禁。報案人說，“一家中介公司介紹說去拔蘿卜，一天三百日結。確實是拔蘿卜，但沒想到把我們這幫人控制起來了。不讓出去亂跑，打人，干不好就打。”

盡管故事的傳播中套用了不太符合真實歷史的“周扒皮”噱頭，意在傳遞出壓榨、逼迫務工人員勞作的信息，但從新聞簡短的敘述中，似乎事情并非只是壓榨那么簡單，拘禁與強迫勞動的細節，與此前山西黑磚窯事件如出一轍。

個中對勞動者尊嚴與權利的侵害，已經無需多問。可當事件發生在一個并非完全與世隔絕的村子里時，人們不禁要問，附近的基層干部難道對此事完全不知情嗎？按照常識，這在鄉村熟人社會里，基本是不可能發生的吧。

當然，有干部可能因嫌疑人跟自己有著親屬或者鄰里關系而不好意思舉報。然而，事實卻是：以邊某為首的八名嫌疑人中，有5人來自黑龍江、一人來自吉林、還有一人來自河北、一人來自威海。換言之，他們是當地的“外來戶”，跟當地村民非親非故，當地基層干部沒必要庇護他們。而之所以幾個外地人能夠在這個地方“為非作歹”，這除了說明當地的基層治安治理、行政管理失效之外，難免讓人產生“周扒皮”與當地基層干部達成了某種“默契”的聯想。這是查獲“周扒皮”之后，仍需追查的問題。

事實上，出現一個當代版的“周扒皮”，或者是農民工被騙進黑磚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現“周扒皮”、黑磚窯的土壤得不到凈化，以至于按下葫蘆起了瓢。也正由此，現代“周扒皮”事件的責任追問，不能僅僅停留在嫌疑人的法律責任，還應當反思基層治理的失誤——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基層治理對村務監督、安全監管與社會秩序維護流于表面？

□馬想斌（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