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后，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應聘到云南大學任教，隨后又轉到西南聯大歷史系任教授。由于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加上夫人有病，吳晗的生活十分拮據。

為解決生活的困難，1941年，吳晗應國立編譯館之約寫了一部《明史》，為不耽誤出書，吳晗先把寫完的前四章的手稿寄了出去。不久書稿被原樣退回，里面夾了一個條子：“紅軍之起，擬改為‘民軍之起’，以下一律照改。只要改了這一字，書就可以出版了。”

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元末農民戰爭中，有幾支起義軍頭上包了一塊紅布，當時被稱為“紅軍”或“紅巾軍”。編譯館的有關人員認為，寫了“紅軍”，就有同于今天的“紅軍”之嫌，所以要求把“紅軍”改為“民軍”。

吳晗是個有骨氣的、正直的歷史學家，他看了條子后，非常惱火地說：“國民黨怕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連將近600年前的紅軍都怕，怕得好，就讓你一直怕下去，我寧可不出書，這個字萬不能改！”“民軍”在元末是地主的武裝，專和當時的“紅軍”作對，如把“紅軍”改成“民軍”，就恰好把兩個敵對的軍隊顛倒，“紅軍”就成了地主軍隊了，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于是，吳晗復信表示：寧可此書不出版，也絕不能這樣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