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英一家20年前的照片

兇案發生

1998年元月30日，農歷大年初三。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齊坡村，李桂英從姐姐家走親戚回來，看到門口有鄰居聊得正歡，就過去搭話茬。

她是村里的婦女主任，丈夫齊元德是一名民辦教師，家里還開著一個機床做鉚釘。村民們記得，在村里，李桂英家是最早蓋樓房的，最早買拖拉機的。李桂英為齊元德生了五個孩子，其中三個是男孩。

令鄉親們艷羨的生活在那天黃昏戛然而止。警方查明，當時路過的齊學山懷疑李桂英正和別人說自己的壞話，就拿磚頭砸李桂英，隨后，齊學山的哥哥齊金山、弟弟齊保山與齊海營、齊闊軍一起提著匕首拿著刀圍打李桂英，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聽到妻子被打，就隨手拿了一把鐮刀出來救妻子……

2015年11月13日，李桂英得到消息，齊海營在北京大興落網。這么多年，北京，李桂英去了四次。李桂英近六十歲了，身材微胖，她的娃娃臉又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很多。最明顯的，兩條橫眉中間有一深深的皺紋。熟悉她的人說，那是多年焦慮皺眉留下的痕跡。

時間推到17年前，1998年元月，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被同村五個人傷害致死，五個人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李桂英就此踏上了追兇路，尋遍十余個省份。

17年，5個嫌疑人已經抓到了4個。“還有最后一個沒抓到，我就得一直追下去。”

布起一張網絡

四處打工的親戚、村民成眼線

一個月后，李桂英出院。回家安頓好，她獨自到項城市公安局，詢問對五個嫌疑人的抓捕情況。得到的答復是，“我們很重視，已經對這5人立案追逃。但人跑了，如大海撈針，你有線索嗎，你有線索我們就去抓。”

回到家，李桂英帶著五個孩子挨個拜訪親友，站在親戚朋友的門檻上，她大聲說：“我家男人死了，但我還在，我的幾個孩子還在，你們幫我找線索，抓到那五個人，以后我五個孩子有出息了，挨個回來給你們謝恩。”

最初，李桂英打聽到，逃跑的五個嫌疑人可能在新疆，她讓和自己關系最親密的兩個姐姐、姐夫專門去新疆打工，幫著尋找線索。李桂英又在村里打聽有哪些村民在外打工，也“發展”成自己的線人。

李桂英就這樣布起一張網絡，四處打工的親戚、村民，成為她的眼線。

沒錢住賓館

就在大學操場上睡了幾天

1998年3月和1998年9月，齊學山、齊保山分別被警方抓獲，而兩人的落網，都是李桂英提供的線索。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承認，在抓捕中，李桂英的線索確實起到了作用。

直到齊學山、齊保山的案子審理結束，李桂英再也沒有接到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三人的有效線索。

李桂英說，2000年秋，她終于聽到自己認為的可靠消息，齊坡村有一個村民告訴她，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在新疆開車幫別人運貨。到了烏魯木齊，李桂英花了一個月時間也沒有走完所有的地方，兇手的信息更是杳無音訊。最后幾天，李桂英帶的錢快花光了，沒錢住賓館，就在一所大學的操場上睡了幾天。

“有人給我線索，

也有人給嫌疑人報信”

在接受河南當地一家媒體采訪時，李桂英說，17年來，公檢法的大門我都快踏破了，我的辛酸，十馬車也拉不完。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認可李桂英的說法，但他表示“不能說李桂英說一個線索，我們就去抓人，我們的經費和警力都不夠。”

李桂英說，她理解公安局的難處，就自己出發去核實線索。十幾年間，她先后去了新疆、云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余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但線索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給我線索，也有人給嫌疑人報信。”李桂英說，就這樣的，她多次撲空。

轉機出現在2011年，李桂英無意中得到了一個新疆的手機號碼。“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新疆電話是齊金山的。”她把齊金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門的追捕信息交給了新疆警方。2011年3月，齊金山歸案。

“你沒發現嗎？

她都有點不正常了”

同樣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齊海營的電話，將線索提供給了警方，2015年11月中旬，齊海營歸案。

直到今年9月，李桂英才知道，齊海營在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頓鎮派出所辦過二代身份證。記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戶口記錄上看到，齊海營身份證辦理時間是上午11點，距離派出所下班時間，不到一小時。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員告訴記者，這位官員告訴記者，警方要對齊海營身份信息修改一事進行徹查，誰修改的，嚴厲追查誰的責任。

為什么幾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通過李桂英來提供線索，有的還是嫌疑人藏匿地警方配合才能抓捕歸案，項城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張亞飛說：“我們承認，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些負責辦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辦案技術不行，才拖這么久。”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可李桂英。齊坡村有不少村民，提起李桂英，都說“不認識”，臉上露出厭惡的神色。

項城不少政府官員們也知道李桂英的事，對李桂英的看法不一。項城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提到李桂英說，“你沒發現嗎？她都有點不正常了。”（據新京報）

關鍵一問

農婦追兇，

警察去哪兒了？

孤苦伶仃的李桂英，無疑是一位讓人稱道的好妻子，既要拉扯丈夫留下的五個孩子，照料丈夫的年邁父母，還要跨省尋找殺害丈夫的嫌疑人。這位執著、堅毅、偉大的女性的確值得欽佩和崇敬，但事件背后的種種詭譎更值得我們去追問：一位柔弱的普通農婦都可以追兇17年，尋找到那么多關于殺人疑犯的有用線索，難道專司破案的警方找尋不到？若不是李桂英一念執著、追兇“癡心”難改，殺人嫌犯是否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當地警方是否存在不作為？

更詭異的是，5個行兇者中，還有人在逃亡期間回到原地派出所辦理二代身份證，公安部門不僅沒有發現，還為其辦理了身份證件，這是疏忽所致？還是有“內鬼”暗中協助嫌犯？這些問號，都需要更深入的調查拉直。

產生這些疑問是有緣由的，在個別地方，某些辦案人員確實存在有案不立、立案不破、久拖不決、打擊不力、推諉塞責等不作為、亂作為以及執法不公現象，讓人怨聲載道。

破案是刑事警察的天職，要破案得先尋找破案線索。這本應是警方必做的工作，卻讓受害者家屬承擔，這完全是責任轉嫁。如果老百姓自己能尋找到線索、抓捕住兇手，而警方卻以警力和經費為由任憑一樁樁命案變成疑案、懸案，那還要端著公家飯碗的警察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