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據網絡

　　9月11日，本版頭條《盼“兜底”更牢創業更順》關注目前殘疾人群體的經濟保障狀況，呼吁“推動殘疾人與全國人民同步實現小康目標，必須解決殘疾人的經濟困難。”

　　9月1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各地對困難殘疾人額外生活支出和重度殘疾人長期照護支出給予補助，中央財政通過增加轉移支付予以支持。這項政策，為廣大困難殘疾人帶來了福音。

　　殘疾人的經濟保障亟待完善，他們難以融入社會的問題也需引起關注。在走出家門、交友、組建家庭方面他們還有哪些困難？如何讓他們走出孤獨，充分體會到被尊重、理解與關愛？本期“民生視線”，我們繼續帶您走近這一群體。

　　——編 者

　　盲人獨自出行堪比一場大冒險

　　無障礙設施遠遠不夠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去看看，首先得走出家門，但對有些殘疾人來說，這件事困難重重。

　　“樓下的斜坡是經物業同意后，我家自己花錢修的。”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小蕾說，她的奶奶雙腿有殘疾行動不便，家里花了幾千塊錢在樓梯口修了斜坡。

　　小蕾表示，她家的居民樓有些年頭了。“這種老舊居民樓基本上都沒有無障礙設施，也很難讓業主統一出錢修，最終只能自個家掏錢。”據悉，2012年實施的《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要求城鎮新建居住建筑、居住區應當符合無障礙設施工程建設標準，然而此前修建的老舊小區往往缺少無障礙設施。

　　走出了家門，還得走出社區。

　　“孫爺爺，您常出門逛逛嗎？”記者問。

　　家住北京西城區的孫大爺早年因意外造成下肢殘疾，現在每天騎代步三輪車活動，不愿出遠門。“不會去太遠的地方，最多騎代步車接送孫子上下學。出趟門，又得抱又得扛，太不方便，兒子、兒媳婦都得上班，不想麻煩他們。”孫大爺說。

　　為什么孫大爺出趟門需要他人又抱又扛呢？

　　以公交車為例，為方便殘疾人出行，北京市配備了低地板公交車，對非低地板的公交車配備了斜坡板。然而“要用這個板子的話，必須搭在路牙上。如果沒有路牙可搭，還是只能采用抱的方式，先把輪椅抬上來，再把人抱上來。”9路公共汽車售票員小孫指著車門前的斜坡板對記者說，殘疾人很難獨自上車，斜坡板一年可能也用不上幾次。記者發現，一些公交車上用作固定輪椅的安全帶已經損壞。

　　而對于北京朝陽區盲人程阿姨來說，獨自出行堪比一場大冒險。每天下午4點，她準時到甜水園街某小區的盲人按摩店工作。程阿姨扯著旁邊按摩店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都是她陪著我來，我扶著她走路，自己也用桿子探一探。”

　　雖然北京市的人行步道均設置了盲道，但盲道常常被電線桿和綠化樹木所阻礙，拐彎多。街上各種車輛亂停亂放、占用盲道的情形也隨處可見。并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部分盲道尤其是部分老舊地鐵站的盲道已磨損嚴重。

　　“對于我們來說，獨自過馬路幾乎不可能。”程阿姨說，大多數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處均未配備過街音響裝置，沒有語音提示，盲人無法獨自過馬路。

　　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對盲人來說同樣很困難：大多數公交汽車未安裝到站提示的外置音響，僅靠售票員報站；地鐵站每個出入口及電梯處雖都有語音呼叫設備，但大部分時候盲人還須在工作人員幫助下才能順利乘車。好消息是5月1日起，導盲犬終于獲準陪伴盲人上地鐵了。

　　“可以說，我國的無障礙設施建設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但無障礙設施運行管理的配套制度建設卻沒有跟上。”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黎建飛說，“以占用盲道為例，相關部門沒有負起監管責任，無監管無處罰，以至于我們的一些無障礙設施無法發揮作用。無障礙設施硬件不足，管理上有‘軟肋’，讓‘殘疾人獨立走出家門、自信地融入社會’大打折扣。”

　　戶籍制約嚴重影響殘疾人就業和福利

　　呼喚更多政策綠色通道

　　對殘疾人來說，真正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安心地工作、生活在他鄉，還亟須政策支持。

　　“目前，殘疾人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辦理，殘疾人福利政策又與殘疾人證掛鉤，我國的殘疾人大多只能享受戶籍所在地的福利。”非政府組織國際助殘項目經理孫鶴說。

　　例如，某位殘疾人是因工傷致殘的，他必須回到戶籍所在地辦理殘疾證，才能享受低保等福利。如果這位殘障人想去別的地區再就業的話，就可能無法享有這些福利。

　　“我是湖北人，在北京上大學，但留在北京就業享受不了政策優待。按照規定，企業招聘殘疾人可享受崗位補貼，一般簽1年以上合同的，每年補貼5000元；簽終身制合同，每年補貼7000元。可招聘我們這種非京籍學生，企業卻無法享受補貼。” 身患四級肢體殘疾，無奈選擇回家鄉工作的吳小姐對記者抱怨。

　　更有甚者，在有些省份，企業如果招聘非本地殘疾人，將不被納入殘疾人就業比例，企業仍需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從而降低了企業招聘非本地殘疾人的熱情。

　　“原本企業招聘殘疾人可以享受政策優惠，但招聘外地殘疾人卻沒有辦法獲得這些優惠，這個規定其實嚴重阻礙了殘疾人在其它地區就業。”孫鶴說。

　　兒童康復福利也存在這個問題，孫鶴舉例，假如一對在外打工的夫婦，他們的孩子為自閉癥兒童，在大部分省份這個家庭無法享受政府給予的0—6歲自閉癥兒童免費康復訓練服務。“家長只能自己承擔費用，或搬回戶籍所在地。”

　　“消除殘疾人福利的戶籍約束離不開戶籍制度的改革。”黎建飛認為，殘疾人問題不是一個割裂的議題，它涉及教育、醫療、康復、城市建設、就業、計生方方面面，需與國家的整體改革配套進行。

　　此外，殘疾證的申辦本身也是個門檻。目前，殘疾人須親自上殘聯才能辦理殘疾證，雖然對于重度殘障人士，有些地區的殘聯已經簡化了程序，提供上門辦理服務，但在大多數地方，仍要求殘疾人親自前往辦理各種證明。今年6月，媒體報道武漢市交警要求駕駛殘疾人專用車的七旬老人出示醫院開具的殘疾人證明。老人腿腳明顯殘疾，但這位交警仍然不依不饒，扣押了小車。

　　“殘疾人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應該得到特殊照顧，能從‘綠色通道’放行。現在社會各領域都在開展簡政放權、便民服務。我們希望對殘疾人這方面的力度能更大些。”孫鶴說。

　　公共服務、學校教育要倡導融合

　　杜絕人為制造“心理隔離”

　　平等參與社會生活，享受同等的社交生活更為重要。

　　聊起大學生活，患有小兒麻痹癥，現開著一家麻將館的唐躍君說，“我讀書那會兒社團活動還不是很流行，我也沒去參加什么活動，畢竟身體活動都不方便，很多事情還要別人幫忙，太麻煩。”

　　“我參加過一兩個社團，大家挺照顧我的。但總的來說還是有很多不方便，有些活動也就懶得去了。”目前在一個殘疾人非政府組織工作的羅先生說。

　　“怕給別人添麻煩、怕被人看不起的自卑心理是許多殘疾人自動將自己與健全人隔離開來、不主動融入社會的原因之一。”黎建飛總結說。

　　孫鶴也持相同觀點，“殘障人士面臨的最大心理障礙就是不自信，把自己與健全人區別看待，從而不愿意走出去，和其他人交往。這造成了殘障人士處于封閉狀態，無法參與社會生活。”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很多組織、機構沒有為接納殘疾人做好充分的準備。比如很少有婚介所、健身俱樂部、讀書沙龍等面向殘疾人開展服務。殘疾人大多自己扎堆，固定在一個小圈子內。

　　這種不自信心理同樣體現在殘疾人婚姻問題上，“要是我真找了個健全人結婚，她父母肯定有意見，會覺得自家女兒完完整整的不該找個殘疾人，有這些想法其實也怪不得他們，與殘疾人組建家庭要付出更多，這是事實。”羅先生說。

　　“很多殘疾人具有一技之長，生活可以自理，經濟上也完全自立，如果跟健全人組建家庭，可以獲得比較好的照顧。不過現實中，大部分殘障人員基本上還是跟殘障人員組建家庭。” 孫鶴認為，殘疾人與健全人這種隔離心理其實是從小建立起來的。“以上學為例，除了一些輕度的肢體殘障和非常少的輕度智障人士，其他大部分殘疾人都是在特殊教育學校上學的。一個非殘障的孩子如果一直在普通學校上學，他可能很少見到殘疾人，等到有一天他上班或參加活動時，發現自己身邊有一個殘疾人，他也許會覺得很奇怪。同樣的，殘疾人從小在特殊教育學校上學，處于封閉的圈子，也沒能學會和普通人打交道，對社會存在恐懼感。”

　　“所以我們倡導融合教育，讓孩子們從能接觸到的時候就在一起。”孫鶴說，“普通學校的孩子如果能夠多接觸到殘疾人小朋友，他們能目睹這些人的成長，體會他們的艱辛，欽佩他們的自強自立，增加對殘疾人群體的尊重和認同，也懂得用適當的方式相處。而對于殘疾人小朋友，讓他們在健全人的社會里成長，可以消除他們對社會的恐懼，并且增加很多立足社會、獲得成功的機會。”孫鶴認為，目前國內對殘疾人實施專業學校的特殊教育，增加他們的生存技能，但卻忽略了心理建設，人為地在殘疾人和健全人成長過程中制造“隔離”。“普通學校接收殘疾人，首先要提供良好的無障礙環境，這是一個支持系統，但目前這個支持系統還沒有建立起來。”孫鶴說。李心萍 唐 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