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男子鮑某因涉嫌強奸罪被羈押4年后，于1998年9月獲無罪釋放。次年，淮南市八公山區法院和檢察院決定共同賠償鮑某3.7萬余元。不過至今15年已經過去，而鮑某仍未拿到分文賠償金。區法院和檢察院回復稱，因為區財政未能撥款，自身無履行能力，所以早前已經裁定中止賠償。

　　某種意義上，3.7萬元賠償金與鮑某四年失去的自由以及名譽的損害根本不成比例，但就是這一點賠償金，卻因為堂而皇之的理由被中止支付。一晃15年過去，那3.7萬元在現今的物價水平之下無疑又打了大大的折扣。

　　當地法院、檢察院把原因歸結于區財政部門拒絕支付。但根據當時的《國家賠償法》，法院、檢察院才是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先行用自己的單位預算進行支付，之后再向財政部門申請撥付專項資金。因此，財政部門不撥款似乎不構成法院、檢察院不支付的理由。

　　至于法院身為賠償義務機關，卻主動裁定中止賠償程序則更為不妥。一方面，法院的裁定無異于在為自己開脫，違反了利益回避原則；另一方面，即便財政部門當時確曾拒絕支付，法院也還可以通過向區政府、上級財政部門甚至當地人大反映情況等方式進行持續的溝通協調。而一旦裁定中止賠償，那么意味著法院今后連起碼的努力也不用去做了。

　　很多時候，不是不能做或者做不了，而是究竟有多大的誠意去做。區區3.7萬元不論對于區法院、區檢察院還是區財政局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因此，與其說是有關部門不能支付，還不如說是有關部門不愿支付。最近媒體報道過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檢察院拖欠宋某13萬元賠償款超過一年都沒有支付的消息，但在媒體披露的第二天，宋某就接到了檢察院的領款通知。是之前真的沒有能力支付宋某13萬賠償金嗎？更可信的原因也許是之前沒有壓力去支付宋某這筆錢。

　　四年的光陰和自由對于任何一個人都是一筆無法計算的損失。這種損失根本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國家賠償固然是為了彌補被害人的損失，但更重要的是為了表達對權力倫理的堅守和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但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公權機關亦復如此。發現指控鮑某犯罪的證據并不充分，通過依法改判來糾正錯案、恢復鮑某的自由無疑值得肯定。但糾正錯案的“功勞”并不能抵消此前錯捕錯訴錯判的責任。面對鮑某的賠償支付申請，淮南市八公山區法院、檢察院原本不應該有任何的虛與委蛇和延宕拖沓。因為只有積極賠償，才能證明自己知錯就改、依法裁判的態度和決心，才能證明改判無罪是基于對公民正當權利的尊重，而非迫于外在壓力下的不情愿或者不得已。

　　說到底，對于已經做出的國家賠償決定久拖不賠，本質上乃是一種背信的“官賴”行為。對于這種“官賴”同樣需要出重拳進行整治。《國家賠償法》幾經修改，已經明確規定了國家賠償金的支付期限和支付程序，但現實中拖延支付的現象仍未杜絕，這緣于法律并未規定拖延支付的法律責任。筆者建議可以比照民事訴訟領域中有關遲延執行的規定，對于逾期支付國家賠償金的需要逐日支付延遲罰金。

　　□鄧學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