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抗日義勇軍的女學生們

　　“九一八”事變后，在全國人民的支援和鼓舞下，東北的愛國官兵、各民族各階層的民眾群起抗日，在各地自發地組織起許多抗日武裝，以武裝斗爭與日寇殊死搏斗，前赴后繼，開辟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東北戰場，用血肉之軀與日寇戰斗了14年。

　　抗日義勇軍最早興起于遼寧省，這里的義勇軍發展迅速，斗爭也相當活躍。遼西地區境內多山，除東部及沿渤海灣狹長的遼西走廊為平原外，其余多為丘陵山地。山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式降低，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有回旋的余地。在遼西，由愛國將領黃顯聲(時任遼寧省警務處長)等人以具有抗日愛國思想的2000余名警察和公安隊為骨干，將各路抗日武裝編成“遼寧抗日義勇軍”，這是東北義勇軍各地中成立最早的一支。一時間，得到消息的各地愛國志士紛紛來到錦州，商討組建義勇軍事宜，黃顯聲分別給予答復，并根據各地的武裝力量的具體情況，分別加以收編和委任。

　　不久，“遼寧抗日義勇軍”由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繼續組織，于1931年12月改稱為“東北民眾自衛義勇軍”，總指揮部設于北票，下屬22路義勇軍，每路人數不等，多者萬余，少者千百，約計6萬余人。開始時的活動區域，僅限于盤山、黑山，新民、遼中，綏中、沈陽、錦縣、臺安等地。隨著斗爭的深入發展，到1932年3月時，由22路發展至54路，人數增加到15萬余。此外，還有27個獨立支隊和六路騎兵。其活動地區也擴大到遼南、遼北、遼東等地。

　　義勇軍機動靈活，出沒無常，時而聲東擊西，避實攻虛；時而化整為零，或集零為整，到處打擊日軍。較為著名的有耿繼周、王顯廷、潘士賢、鄭桂林等部，此外，綠林武裝高鵬振部等也有一定的影響。有學者指出，東北抗日戰爭初期的基本特點是，具有全民性和自發性。從成分上看，愛國農民約占50%；原軍警官兵約占25%；綠林出身者約占20%；政、工、商、知識分子等約占5%；從組織指揮系統看，義勇軍主要有東北軍系統(名義上仍服從國民政府)、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系統、遼吉黑熱民眾抗日后援會系統和其他分散各自獨立的系統。義勇軍每支部隊人數不等，內部編制并不統一，也未能建立統一的領導體系和建制，各部隊相互之間有著程度不同的聯合關系或隸屬關系，軍費多靠自籌和全國各界人士的捐助；其裝備大多為原東北軍留下的輕武器，重武器很少，甚至一小部分官兵還使用冷兵器。

　　由于日軍侵占遼西的初期兵力不敷所需，因此主要是控制鐵路沿線各戰略要地，其軍事行動也是以各鐵路沿線的大小據點為主要控制面，尚不能向各地深入。因此，義勇軍的活動也主要是圍繞各鐵路沿線的這些區域展開各種斗爭。他們除了對一些重要城鎮進行爭奪之外，更多的是打伏擊，襲擊小股盤踞在一些據點中的日軍，或扒鐵路、毀橋梁、割電線、截后援等破壞騷擾活動。即使是日軍駐錦州20師團司令部周圍也戰事四起，使得20師團各部及沿各鐵路線日軍守備隊晝夜不寧。日軍在遼西所到之處，完全處于疲于奔命的狀態，而義勇軍在戰斗中隊伍不斷擴大。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大將于1932年1月17日親赴錦州，為被各地義勇軍所擊斃的日軍官佐士卒作靈魂吊祭。

　　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政權，為撲滅抗日烽火，于1932年4月后多次大舉增兵，對義勇軍重點活動地區實行連續性的殘酷“掃蕩”，一面經常派出各兵種部隊到各地去作“行軍示威”，制造法西斯恐怖氣氛，借以對我抗日民眾進行威嚇。日軍連續不斷的“討伐”、“掃蕩”，使義勇軍的處境更加艱難。由于義勇軍孤懸敵后，部隊糧秣一向靠自己籌備，武器彈藥除從敵偽軍手中繳獲外，很少得到外援。特別是為了應付敵人頻繁的進攻，部隊經常處于緊張的行軍作戰狀態而得不到整休。在聯系困難、補給無援的情況之下，只能處于獨自活動或聯合作戰的境地。盡管如此，1932年夏季，各地義勇軍，特別是遼西義勇軍所開展的游擊戰爭又呈活躍局面，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抗日游擊戰，給予日軍沉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