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放管結合”還需邁過幾道坎？

　　新華社記者

　　簡政放權，不等于“一放了之”。

　?。吩拢玻踩照匍_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將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創新事中事后監管，促使市場主體自覺守法，營造公平競爭環境。

　　既不能越位、錯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在市場中如何找準自身定位？

　　記者近日兵分多路調查發現，各地圍繞“放管結合”，在完善監管體系、豐富監管方式等方面積極展開探索，成效初顯，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監管合力尚未形成、基層配置有待“下沉”、社會組織仍需壯大規范，成為直接影響“放管結合”、政府“強身”的三道坎。

　　從“等人敲門”到“上門找人”，事后監管如何形成合力？

　　日前，吉林長春１８家不法投資公司攜帶市民委托投資的近億元血汗錢跑路。這些注冊資本數千萬元、獲取投資者信任的民營投資公司，實繳資本為０元。

　　“０元公司”詐騙現象引發熱議：商事制度改革、市場放寬準入條件后，如何加強市場監管？

　　行政權力，該放的要放徹底，該管的要管到位。

　　“以往工商部門是要等開辦企業所需證件辦齊后，再發執照，是‘守門員’；現在前置審批條件都改成后置，企業獲得工商執照等于拿到‘入場劵’，但并不意味著就能上場踢球。”一位工商部門監管人士這樣比喻。

　　近年來，商事登記改革持續推進，１００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后置審批，放寬了經濟主體的市場準入。據業內人士介紹，以前是所有證件都拿齊了，才能辦工商執照，企業為了正常營業，必須主動去敲審批單位的門；現在是先頒發執照再辦證，節省了企業的時間，工商登記部門從過去的“守門員”變成了“收票員”，但需要審批單位主動出擊找那些拿到了執照的企業，這就為找得準、管到位增加了難度。

　　“打個比方，開餐飲企業，以前得先拿許可證，現在注冊一個公司，經營范圍里有餐飲，如果沒有經過噪音、油煙測試，沒有拿證的情況下就營業，監管部門就得主動到市場上排查。”上述人士說，涉及養老、食品等一系列人民群眾健康、安全的監管，不僅不能放，還要抓得更緊。

　　事實上，市場經濟越發育，監管難度越大。國家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說，在審批減少、寬進嚴管的監管新需求背景下，繼續停留于“審批依賴、各管一段”的傳統監管理念和方式，必然難以應對新增市場主體“魚龍混雜”的新挑戰。

　　如何讓事后監管更加有效？一些地方正在試水“合力監管”。

　　“我們將食藥、質監、物價、知識產權等市場監管職能整合成立市場監管局，實現一支隊伍管市場。”在湖北襄陽高新區，新成立的市場監管局副局長王永娟說，借助網格化、清單式監管，市場監管局真正實現了對市場主體“一巡多查”，做到應查盡查，有效解決以往分段監管、多頭監管的弊端。

　　王永娟說，以前多條熱線、多頭反饋，存在著民眾不知向誰投訴、部門相互推諉的問題；執法時也會存在工商查臺賬、食藥監查安全、質監查電子秤等分頭行動，上門就要好幾次?，F在一支隊伍統一響應、執法，提高辦事效率的同時，也消除了監管死角。

　　“管煙花的”變“管?；?rdquo;，基層監管“接得住”嗎？

　　簡政放權大背景下的監管，重點在基層，難點也是基層。

　　“以前食品監管是‘橄欖形’結構，中間人多，兩頭尤其是基層執法力量弱。”上海市食藥監局局長閻祖強說，現在上海劃轉和下沉給基層的執法人員超過１７００人，市、區縣、街鎮三級執法形成１０：２５：６５的“金字塔”結構。

　　伴隨著簡政放權的持續推進，大量審批、監管權限下放至基層，基層“人財物”能否配足、配強，直接影響簡政放權放權能否放得好、管得住。然而，記者走訪發現，一些基層地區人手缺乏、人員培訓沒有及時跟上，“接不住、管不好”等問題仍存在。

　　中部地區一基層政府探索審批集中，將原本分散在數十個部門的審批權，集中在一個部門行使，一個工作人員要負責數十項審批業務。

　　“現在我們部門統籌管理１８個窗口、８個局幾十項業務，我自己要負責２０多項，很多業務需要熟悉，一整天神經都是緊繃的。”上述地區窗口工作人員小鵬拿著一本幾厘米厚的冊子說，過去只要管煙花爆竹產銷，現在得負責?；?、職業病等８０％以上的審批條例，此前工作中從未接觸過。

　　類似情況在一些街道辦事處出現。不少辦事處工作人員說：“上面機構精簡了，下面該做的事卻越減越多，但人還是那么幾個。”

　　“簡政放權，到了我們這一級，就成了簡政‘放責’。”不少工作人員向記者反映，在基層，時常出現“放責不放權”的現象，由于權責不對等，導致許多下放的事項難以推進。

　　“我們可以進行安全生產方面的檢查監督，但是沒有處罰權，所以就算檢查了對方也不當回事，通知他參加安全生產會議，也不來。”湖南某市一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說。

　　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石亞軍表示，政府權力下放后，基層監管執法任務繁重，應為其配備與其責任相符的人員與執法權限。

　　目前，一些地方已著手探索，通過監管執法權限“下沉”、配強基層力量。例如，為了解決非法采礦，地處湖南省湘潭縣南部的中路鋪鎮將國土、安監、環保等７個職能部門的１３項行政處罰權，下放至鄉鎮。

　　中路鋪鎮黨委書記李洪運說，過去鄉鎮沒有執法權，只能上報縣國土部門處理。而國土部門執法大隊人員有限，有時等到執法隊員到場，非法采礦人員早已轉移。“基層執法權限和力量充實后，‘放管結合’徹底改變了以往‘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等窘境。”

　　“紅頂中介”加速脫帽，社會組織怎樣“接棒”？

　　政府“瘦身”之后，一方面半官方性質的“紅頂中介”正加速與行政職能部門脫鉤；另一方面不少原本由政府承擔的管理服務職能，改由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承擔實施。

　　那么問題來了：這些新的管理服務主體能否“接棒”？

　　不少業內人士介紹，社會組織一般不具備行政強制權力，其參與市場管理主要是依靠行業約定、技術標準、資質認可、等級評價等市場手段，為市場參與者提供相關企業在技術、信用、安全等方面的參考指標，起到“表彰先進、監督落后、凈化市場”的綜合作用。

　　近兩年來，國家大力鼓勵社會組織發展，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各地社會組織發展迅猛，全國社會組織數量增長速度保持在１０％左右。但湖南省工商聯副主席吳曙光說，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與當前經濟發展和簡政放權要求還存在不小差距。

　　政府管理職能下放給市場，首先要有相應的專業性社會組織來承接。“環評下放后，有的環評機構竟是環評對象的子公司，有的地方連環評公司都沒有。”王滿傳說，這種情況下，環評放下去后，能否發揮出應有的監管職能明顯存疑。

　　社會組織需要具備足夠專業實力，才能承擔起市場監管職能。武漢市一家商會組織介紹，針對豆制品小作坊臟亂差問題，政府曾委托當地豆制品商會來調研整治市場環境。商會組織只能通過商會約定來對會員單位規范管理，但大部分豆制品企業、作坊，連豆制品商會會員成員都不是。“一個覆蓋面非常有限的商會組織，要承擔起全市整個豆制品市場的管理，從何談起？”

　　要管好相關行業領域，社會組織“打鐵還需自身硬”。不少企業反映，一些行業協會類社會組織，服務能力有限，卻利用資質鑒定、檢驗檢測等行業壟斷職能大肆斂財。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投融資中心主任尹斌說，企業反映參加的行業協會、學會、研究會、商會等社團組織數量普遍都有５至１０家，多的甚至高達二三十家，每年每家協會會費少則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元，多的達數萬元，其中很多協會收費多服務少，甚至是不服務。光收錢沒服務的協會，無法讓企業信服，怎么來發揮規范、凈化市場的作用？

　　“完善的社會組織，是實現大市場、小政府的前提條件。”湖北襄陽市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魯大全認為，目前需要做的，一方面是降低社會組織成立門檻，打破行業壟斷，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產生一批覆蓋面廣、運行規范、有公信力的社會組織；另一方面在針對社會組織的法規、監管等方面進一步完善，對違規、違法的社會組織加以懲處，“這樣政府下放的管理職能，社會組織才能接得穩、用得好、管得住”。

　　簡政放權，放管缺一不可。不少業內專家和基層干部表示，邁過管理體系、基層配置、社會組織三道坎之外，還得繼續增強各方依法履職能力，進一步加強管理提高效能，更加寬松地放，更加科學地管，讓市場與社會實現“活而有序”。（記者李勁峰、關桂峰、袁汝婷、周琳、凌軍輝、毛海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