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正在德國波恩召開的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尚未結束，已經傳來好消息：我國湘鄂貴三地聯合申報的“土司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申辦成功的意義，我覺得不在于項目又增加了多少穩居多少位，也不在于哪個省份實現了世遺零的突破，而在于土司制度進入公眾視野之后，可能被了解、被認知。

　　“土司遺址”是土司制度的物質遺留，但什么是土司制度，不少人恐怕聞其名而未必知其實。有權威媒體報道說，這一制度見證了古代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對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區獨特的管理智慧。恰巧本次聯合申報的三處遺址分別是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遺址和貴州遵義海龍屯土司遺址，地理方位正在西南，所以不明就里的人會以為土司制度只存在于西南。實際上土司制度還存在于西北，《清史稿·土司列傳》中就有“甘肅土司”這一卷，用干隆時大臣楊應琚的說法：“西寧土司計十六家，皆自明洪武時授以世職……迨至我朝，俱就招撫……今已百年，輸糧供役，與民無異。”

　　土司也稱“土官”，正式出現于元朝。《元史·職官志》在說到“諸蠻夷長官司”時這樣記載：“西南夷諸溪洞各置長官司，秩如下州，達魯花赤、長官、副長官，參用其土人為之。”說白了就是“以土官治土民”，按等級分為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等武職，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等文職，且官職世襲。這里的“土”，對應的不是“洋”，外國的或外國來的，而是“流”，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有一定任期，期滿調任，所以廢除土司制度的政策叫做“改土歸流”。

　　我國現存百余處土司遺存，本次申遺成功的三處遺址僅僅是其中的縮影，但它們的類型、規模、價值內涵最具代表性，相互間的整體組合又共同體現出了土司職級體系、土司管理特點等社會文化完整背景。而土司制度所覆蓋的地域要廣泛得多，《明史·土司列傳》中，分湖廣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貴州土司和廣西土司，其中云南土司、廣西土司各有三卷，四川土司也有兩卷。以我目前的視野所及，三處遺址中的貴州遵義海龍屯土司遺址，經歷最為慘烈。遵義在明朝叫播州。《明史·神宗本紀》載，萬歷二十五年（1597）七月，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掠合江、綦江”。貴州巡撫江東之屢遭敗績，直到萬歷二十八年（1600）六月，總督川、湖、貴州軍務的李化龍率八路大軍才攻克海龍屯，楊應龍“與二妾俱縊”。結合《明史·李化龍傳》，可以還原不少戰斗的細節，甚至連楊應龍的對白都有，活靈活現，如其頓足嘆曰：“吾不用（孫）時泰（楊應龍軍師）計，今死矣！”《明史紀事本末》中的“平楊應龍”說得更神，楊應龍“提刀自巡壘，就四面火光燭天，傍徨長嘆”，不知給誰看到了；甚至其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也不知給誰聽到了。無論如何，從唐僖宗開始就控制播州的楊氏家族，歷經“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應龍而絕”。假以時日到海龍屯一游，或能對楊應龍何以敢于自詡“百萬雄兵”“半朝天子”有相應的感性認識吧。

　　當然了，去旅游的前提，是它別像我們的某些世遺那樣一味做票價文章，令人望而生畏、卻步。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在世遺大會上代表中國政府的發言中表示，“土司遺址”申遺成功以后，中國政府將恪守《世界遺產公約》及其操作指南的規定，讓中國各民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發展。申遺的實質意義，本在于此。這三處遺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時期的物質遺存，反映了土司制度作用下特殊的山地城堡式聚落形態和社會組織特征，而土司制度還有它的“非遺”一面。正是通過土司制度，“齊政修教，因俗而治”，中央政權實現了對西南、西北地區長期有效的管理，既保證了族群文化多樣性的傳承，也推動了各族群對統一國家的理解和認同。“非遺”這一點恐怕同等重要，不能因為申報世遺成功而忽略。

　　從空中看貴州播州海龍屯飛鳳關

　　海龍屯曾是宋、元、明時期西南播州（遵義古稱）楊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遺存，轄區內以仡佬族、苗族群眾為主。1600年，播州第29代世襲土司楊應龍反叛朝廷，在24萬明軍100多天的圍攻下，海龍屯城堡最終湮滅在戰火之中。

　　沿著木道棧梯拾階而上，坐落于海龍屯東部山腰北側的鐵柱關猶如鐵柱一般，巍然不可撼，這座修建在坡面度四五十度的雄關險隘，是游人由東北方向入屯的第一道關，在鐵柱關拱門左右角柱上，鑿有對稱圓孔4個，有專家認為這是鐵柱關曾設有吊橋的遺存。

　　空中看貴州播州海龍屯飛龍關

　　順著蜿蜒曲折的屯道，再往上走四五百米，一座巍峨的飛虎關橫亙在海拔近1000米的山口間，在飛虎關關隘前，一座總斜長51.5米、整體坡度30度，共有36個步梯的“天梯”，成為飛虎關“險、絕”的標志，而每一級“天梯”高約0.5米，步徑寬約1.5米，全部由上百斤乃至上千斤的條石斜砌而成。

　　過了飛虎關，依山而建的飛龍、朝天、飛鳳三關龍盤虎踞，這些由糯米汁與石灰黏合巨石構建的古關隘，雄偉壯麗，每一道都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