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三步走”規劃，是我國能否由超級新興經濟體邁向超級經濟強國的核心環節，也將直接決定我國在全球新一輪經濟分工中的實際地位。從經濟、技術和產業發展的一般邏輯來說，今天的急務應是產業和“互聯網+”的有效結合，而非“互聯網+”對產業的整合。我國當形成經濟發展的“一體兩翼”格局：以制造業全面升級并掌握高端價值鏈為“一體”，以貿易和金融邊界拓展與競爭力提升為“兩翼”，鍛造國家競爭優勢。

　　繼“中國制造2025”規劃上月出臺之后，作為后續配套動作，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日前宣布成立，這是遠比A股能否再上5000點更具戰略價值的關鍵步驟。透過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的高規格配置，可以看出最高決策層推動中國制造業的整體升級的決心與迫切感，尤其對高端制造業發展的戰略謀劃與協調推進,可謂只爭朝夕。

　　制造業之于中國經濟的重要性,無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如若沒有凝聚前沿技術和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所謂建設強大的資本市場根本就是一句空話，亦談不上貿易強國版圖的全球化構建。而從剛剛結束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來看，整體而言，中美之間實力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對美國而言，之所以愿意啟動戰略與經濟對話，更多是從中國力量變遷的趨勢上考慮;事實上，也正是有了中國經濟實力這些年來的顯著提升，才使美國愿意在其控制的秩序框架內賦予中國一定的國際行為空間，并重視中國在經濟、金融、氣候乃至安全等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只是對迄今為止仍是全球唯一超級經濟強國的美國來說，盡管中國經濟在一些數量指標上已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但在關乎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技術研發、制造業及金融競爭力等領域，中國仍與美國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這也是美國依然傲視中國的資本。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無法在短期內大大縮小與美國的整體經濟差距，指望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來實現國家目標，并不現實。

　　在“互聯網+”如火如荼的今天，在產業資本大舉進軍虛擬經濟的背景下，任何對制造業扎實發展軌道的偏離與忽視，都有可能令我們日后為之付出慘重代價。從經濟、技術和產業發展的一般邏輯來說，我國今天面臨的急務應是產業和“互聯網+”的有效結合，而非“互聯網+”對產業的整合。不錯，“互聯網+”確實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企業實現“彎道超車”，而“互聯網+”正在席卷中國的各行各業。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無論是德國的工業4.0還是美國的先進制造，其軀干或曰依靠，仍然是本身就很強大的工業制造業體系，互聯網只是扮演著工具價值的角色。這是斷不容本末倒置的。如果再將時間光譜往前推兩個世紀，幾乎所有的經典資本主義國家無不把發展制造業視為增強國家競爭力的第一要務。即便是互聯網技術與思維業已滲透到經濟領域每一根毛細血管的今天，制造業的規模和整體現代化水平仍是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最重要指標。相信再過一百年，也不會例外。

　　論規模，我國制造業規模早已做到世界第一了，只是，我國制造業取得炫目成就并不能掩蓋其與世界一流制造業強國之間的巨大落差。且不說中國制造的某些產品在質量和安全方面尚有待改進和提高，在整體技術制式上仍然依附于美歐標準。就中國制造業的整體競爭力而言，現階段中國制造業中仍有相當比例是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導，仍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環節。由于受到資本積累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的限制，我國制造業在參與國際分工時，如今多數時候依然在充當兩種配角：一種是發展來料加工型的制造業。跨國公司就把中國作為工業品的生產加工基地。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應及產成品的銷售都由跨國公司控制，通過大進大出的方式，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中國作為生產加工基地主要賺取人工費用，并實現勞動力的就業。第二種角色是原材料的采購和零部件的制造實行本土化為主，跨國公司控制著研發和市場銷售網絡，中國企業仍然充當著跨國公司的生產車間。

　　在技術研發方面，我國制造企業最近幾年確實取得了顯著成績，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正在不斷提升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很可惜這只是個案，就整體而言，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力量還較弱，企業經濟效率不高，競爭力參差不齊。筆者估計，中國2014年創造的10萬億美元的GDP中，來自有競爭力的高科技行業創造的不到六分之一，而其中絕大部分又是由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創造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和日本的4%、德國的5.5%。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可與GE、西門子、豐田等世界頂級企業抗衡的中國企業。美國、德國和日本依然握有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體系。而且在可預計的將來，這一地位估計都不會發生根本性逆轉。

　　中國出口產業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同樣尷尬。對于一個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價權的新興經濟體來說，盡管貿易進出口總額已連續兩年位列世界第一，去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4.303萬億美元，出口總額達到2.34萬億美元，其中裝備制造業出口額約為1100億美元。但細細算來，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戰略價值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樣大。就以中美貿易結構為例，表面看來，中國是最大獲益方，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2%至3%。即便大宗的機電產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貿易為主，而且多是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所生產。明眼人都明白，蘋果、波音、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才是最大的獲利者。因此，所謂的中美貿易失衡，盡管可以簡單地從數字上分析，但更應站在價值獲益的角度來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領域，企業普遍缺少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嚴重依賴國外的技術創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嚴重限制和擠壓。與此相反，在華美國跨國公司通過產品鏈條內的垂直分工，在中國投資生產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機裝配，總不時抓住對匯率穩定高度依賴的弱點，敲打中國經濟的敏感神經。

　　就國家戰略層面的競爭價值而言，中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三步走”規劃，是中國能否由超級新興經濟體邁向超級經濟強國的核心環節，也將直接決定中國在全球新一輪經濟分工中的實際地位。中國當形成經濟發展的“一體兩翼”格局：以制造業的全面升級并掌握高端價值鏈為“一體”，以貿易和金融邊界的拓展與競爭力的提升為“兩翼”，鍛造國家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