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稱，上海自貿區已率先做好全面實行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技術準備。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逐步成熟，“資本走出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速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考慮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資本賬戶開放已成為決定中國金融融入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變量。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一直在積極推進資本賬戶開放，以推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促進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必需資源及原材料的進口。近幾年，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大大超出此前的預期。首先，人民幣支付價值快速上升。央行致力于兩年之內實現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與更多國家實現人民幣雙邊互換。根據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數據，目前人民幣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也是全球第五大最被廣泛使用的交易貨幣。從流動性角度來看，中國央行與20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離岸人民幣存款超過2萬億元，且離岸人民幣債券和其他人民幣資產市場蓬勃發展。2014年以來，中國已經與英國、德國、盧森堡、法國分別簽署了人民幣清算協議，與英國、德國和法國還分別獲得8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的額度，如果加上與瑞士央行剛剛簽訂的協議，在歐洲已經形成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盧森堡、瑞士“五足鼎立”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格局，這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人民幣達到進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門檻”。IMF對納入SDR籃子貨幣的標準有二：一是符合“主要交易國”標準，即該貨幣發行國在過去5年內貨物和服務出口額位居世界前列；二是“使用自由”標準，即貨幣在國際交易支付中廣泛使用并在主要外匯市場中廣泛交易。擴大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既可消除人民幣加入SDR的技術障礙，也利于打消部分國家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的要價，因此，資本賬戶開放成為決定人民幣是否進入SDR的一個重要的關鍵變量。

　　第三，隨著中國“雙缺口”（資金和外匯）向“雙剩余”（資金和外匯）轉變，以及“一帶一路”等對外開放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為重要的資本輸出國之一，這對資本賬戶開放勢必形成倒逼機制。

　　據粗略估算，中國資本賬戶目前開放程度已達到85%，剩下項目主要集中于三大類：一是主要對境內經營性機構和個人在境外直接投資的限制；二是對股權類投資的限制；三是對債務證券投資的限制，包括對境內經營性機構到境外發行公司債券及其他債務證券的限制。

　　對于第一類，我國實施的是“部分開放，有限流出”的個人境外投資政策，國務院提出要建立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有利于調整優化國家的對外資產負債表結構。過去，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投資標的是美國國債，而鼓勵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有助于中國的貿易平衡，也有助于遭遇所謂的貨幣錯配風險和資本損益風險。然而對于后兩類，由于主要是非居民參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信托市場以及買賣衍生工具，都是杠桿率高、風險監管難度大的項目。因此，國際上對此類項目也比較審慎。

　　筆者認為，在開放資本賬戶的過程中，中國應同步建立全面的資本賬戶開放下的風控框架，對資本賬戶開放路徑也應本著“先長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間接”的原則，以便對跨境資金進行監測和風險管理，進而有利于掌握資本流向的主動權。

　　首先，針對短期資本流動風險的監管。由于在短期資本流動風險中，證券投資變現能力最強，其帶來的市場波動性也較大；短期債券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償債風險；衍生金融工具雖然可以對沖金融風險，但是由于其允許杠桿操作以及相關的做空機制，使其相對于基礎產品市場具有更大的投機性和波動性，一旦出現重大金融風險事件或美國啟動加息進程等，中國應有針對性地重點實施臨時管制措施。

　　其次，針對重點跨境融資項目的監管。為了規避資本賬戶開放后急升的外債風險，監管部門需要密切對境外融資規模、幣種和期限都有相應的風險管理規則，市場主體按照這些規則可以計算出自己能自主從境外融資的數量和結構，這樣能有效避免外債的膨脹和幣種錯配，防范出現外債危機。此外，針對非法目的的資本重點監控，如涉及洗錢、恐怖融資、過度利用避稅天堂的跨境金融交易等。

　　最后，要根本解決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還應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與規則制定，積極推動國際匯率制度，國際收支調節體系，國際資本流動管理，以及國際貨幣金融政策方面改革與協調，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和處置機制，這是在全球層面上有效規避資本賬戶開放風險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