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人員在對洛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東漢石辟邪進行三維掃描

　　5月30日8點，盡管是周六，但北京工業大學逸夫圖書館內已是人頭攢動——第十三屆博物館數字化推廣論壇暨數字三維技術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應用研討會在此舉辦。在會上，數字三維技術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應用以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成為來自全國各地參會的文博工作者關注的焦點。

　　廣泛應用于文化遺產保護

　　兩部照相機、一個旋轉臺、一件兵馬俑，不到半小時，幾十張不同角度的兵馬俑圖片，就變成了可720度自主交互瀏覽和3D打印的三維實物模型。在研討會現場，北京無限界有限公司的自主技術展臺引得不少參會人員駐足觀看。“在兵馬俑的頭部、腳部各點擊一下，兵馬俑的長度就一目了然……”北京無限界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張杰移動著鼠標，一邊演示掃描出來的三維模型，一邊講解其生成的原理。

　　數字三維技術在文化遺產保護中具體有什么用處？“能全方位、多角度體現文物的細節，減少實體文物的使用次數，從而達到文物保護的目的。同時它為文物保存了一份完整的數據，在文物意外受損時能根據這些數據進行修復，甚至還能在計算機中虛擬修復文物，避免直接不當修復造成的本體損害。文物研究者還可以運用現有的三維文物模型進行輔助研究。”首都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總工程師何海平表示。正是因為數字三維技術的諸多優點，近年來，三維建模、3D打印等先進科技已經廣泛應用于文博領域。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數字化與信息技術部主任吳育華帶來了《三維掃描在大足石刻千手觀音保護修復中的應用》報告。他指出，數字三維技術在千手觀音修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信息保存、定量定性面積統計、虛擬修復、遺產監測等。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黃墨樵介紹了在故宮文物修復中數字三維技術的具體應用。“2006年為了制作養心殿的虛擬現實節目，我們使用三維掃描技術對其室內外陳設進行了掃描實驗，獲取了文物的三維點云數據，形成模型后，再次拓撲成為可應用的三維模型數據。” 黃墨樵舉例說。內蒙古博物院信息中心主任李少兵帶來的關于內蒙古博物院流動數字圖書館數字化應用的實踐，讓公眾了解到通過數字三維技術，可以將博物館的文物“裝”上流動圖書館，帶到偏遠的牧區、農村，給他們送去知識。

　　此外，《三維技術在圓明園大宮門河道遺址中的應用》、《三維激光技術在博物館應用中的問題和前景》等主題報告也從多個角度展示了數字三維技術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實踐，引起參會人員的關注和討論。

　　博物館面對三維技術的尷尬

　　“2013年我們對一些青銅、青花瓷、紙質和銅鍍金材質的文物進行數據采集加工，但是實驗中發現光柵式掃描設備對掃描對象上近似黑色或暗部反應較差，對特征點模糊的重復性對象采集效果不太理想，掃描完后需要花大量時間進行加工和修整。”在用數字三維技術對故宮文物進行多次的保護實踐后，黃墨樵發現這樣的問題。黃墨樵的發言立刻引來了其他專家的共鳴。“技術優勢是有的，但是保護應用中一些突出問題也不容忽視。”接著黃墨樵的話茬，吳育華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文物的類別不同，體量大小也不一，沒有一部機器能整體完成各細節的數據采集，盡管每個公司都在強調其技術的精確度，但是現在從三維掃描到其信息留存，再到保護應用，沒有一套標準規范。”吳育華表示，對文物三維掃描之后，不管是其中的文物信息還是模型，都擱置起來無人理會，甚至下次要用的時候都找不到了，利用率非常低。另外，在掃描過程中人工干預過多，其精確度受到很大影響。

　　“目前三維技術在博物館應用中處于頗為尷尬的階段。”上海博物館信息中心副主任劉健甚至用“進退兩難”形容數字三維技術在博物館中的應用。他指出，除了目的不明、展示雷同，還面臨著觀眾無感、研究無用的困局。“很多觀眾看了這些三維展示，并沒有像我們制作人員那么自我感覺良好，而且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其對博物館專業研究的作用并不明顯。”他說。

　　“再者，三維掃描儀價格昂貴、操作復雜，而且一些三維掃描公司甭管什么材質的器物，就用一種機器‘打遍天下’。”劉健抱怨。

　　改變思維定勢，創建多樣合作模式

　　數字三維技術在文物保護中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但是隨著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科技助力文物保護是必然的趨勢。對于數字三維技術如何更好助力文物保護，專家學者提出建議。

　　“工作目標必須與文物保護需求緊密掛鉤，在將其運用于文物保護時，某種技術有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關鍵要清楚自己的需求。” 吳育華指出。

　　他進一步建議，數字三維技術的應用需要多專業、多學科共同介入。“在保護項目中，一般修復人員、測繪人員、巖土和建筑人員都會介入，但雕塑、美術等專業人員基本處于缺位狀態。”他說。

　　劉健從數字三維技術在博物館的應用出發，認為當務之急是博物館數字化人員改變思維定勢，真正認識到三維技術在博物館當中的意義，使數字三維技術早日成為博物館的主流應用之一。“現在的博物館人，真正了解數字三維技術的并不多，具體到其在博物館實際工作中的作用的則更少，很多人認為它就是可以360度旋轉的立體影像的定式，僅是錦上添花的一種手段。如此就會陷入一種簡單化、扁平化、表面化的陷阱，使三維技術在博物館的應用成了一錘子買賣，沒有可持續發展。”劉健說。

　　“目前我們博物館的數字化項目合作模式非常簡單，一般都是博物館和技術性公司雙方協作完成，一般的流程都是博物館有意向，然后通過招投標程序找公司進行需求調研，之后再進行數據采集、開發制作、系統布局，最后是項目驗收，這樣的合作模式延用多年，簡單有效。然而想形成協力共贏新局面，還要構建不同的合作模式。”劉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