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050”人員是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背景下的一個特殊勞動群體。國家的一系列就業、社會保障政策出臺，國企改革中下崗的“4050”人員的就業和生活保障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因為年齡而遭遇就業困擾的不再局限于上一輪國企改革中的下崗職工，新常態下國企改革中下崗職工、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靈活就業人員……年齡偏大、技能單一、勞動競爭力弱構成他們就業路上的一道道障礙。他們自嘲在就業市場中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在不斷就業、不斷失業的惡性循環中，他們逐漸失去就業的信心，有的寧愿受窮也不愿再就業，結果導致個人和家庭都陷入貧困之中。近期，我們通過記者采訪和征稿，走進“4050”人員，了解他們的就業困境，傾聽職工的期待和委員的建議。

　　一名下崗工人的來信

　　一個月前，編輯部收到一封讀者來信，寫信人是一名51歲的下崗失業職工。在這封簡短的來信中，這位自稱“老吳”的讀者講述了他作為一名大齡失業人員的艱辛求職經歷。

　　近一段時間來，老吳多年未曾聯系的親戚、朋友的電話都被他翻出來打了個遍，目的只有一個，想打聽打聽是否有合適的工作可以介紹。老吳所在的企業經營狀況持續走低，機關人員被辭退了3/4，作為技術主管的他也難逃下崗命運。老吳沒想到，辛苦一輩子，臨近退休成了失業人員。

　　作為補償，企業將為老吳支付社保直到他正式退休，但是一家人還要生活，老吳的工作還得再找。可是一個51歲的下崗工人想要找一份工作何其難，做過技術主管的老吳還想從事老本行，月薪至少3000元，他能想到的辦法是廣撒網，發郵件、打電話找老朋友介紹。

　　“辛苦一輩子，到頭來連飯碗都沒了。”回顧自己的經歷，老吳十分感慨。30多年前，因為父親是某大型國企的職工，他得以進入這家企業的技校，畢業后分配去企業下屬的一個車間。當了兩年一線工人，適逢企業和高校聯合辦電大班，他考入電大，脫產學了三年的電力專業，再分配到某車間做技術員，成為企業聘用干部，分到一套40多平方米的廠區房子，房租每月幾元，生活算是穩當了。有那么幾年，企業效益頗好，時常分錢分物，他也多少沾了點福氣。上世紀90年代末期，該國企的經營大幅滑坡，企業搞下崗分流，老吳妻子失去崗位，只好給個體戶照看門面。新世紀初，該企業大規模改制，從國企轉為民企，職工身份都變成了民企職員，職工買斷身份的錢款，個人再添加一筆金額（主要根據職工的職務、崗位、工齡而定）入股新民企，否則只能走人，老吳被迫掏錢“買工作”。

　　轉制后，老吳的收入已經大不如前，近幾年企業所處行業的產品嚴重過剩，開工不足，不斷減人裁員，離職最終落到他頭上。

　　“老吳”并不只有這一個。在國企改革過程中，不乏和老吳有著相同經歷的大齡失業職工，大齡失業后的再就業成為他

　　們最關心也最為困擾的問題。

　　困難職工中，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占五成

　　由于工作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總工會副主席羅茂鄉一直非常關注國企改革過程中，下崗職工的就業、生活境況。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羅茂鄉委員有兩份提案都是針對國企下崗職工合法權益保障的，涉及下崗職工的就業和生活幫扶。

　　事實上，兩年前，羅茂鄉委員已經開始關注部分國企下崗職工的生存困境。2013年兩會，羅茂鄉委員提交了《關于妥善解決原國有改制（破產）企業部分職工生活困難狀況的提案》。提案中提到在國家再就業優惠政策支持下，大多數國企改革中下崗失業人員通過多渠道分流，實現了再就業和妥善安置。但是當年四川省總工會建檔的困難職工中有40%是下崗失業人員。羅茂鄉委員一直非常關注這個特殊的困難群體，他告訴記者，這些下崗失業職工普遍年齡偏大，男職工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上，女職工在45歲以上。由于年齡偏大，就業不穩定、工作崗位普遍不佳，收入很低、生活十分拮據。在加上子女就學、因病致貧、突發意外等多種原因，使得這些下崗失業職工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

　　時隔兩年，在2015年的兩會上，羅茂鄉委員帶來了兩份提案，再次為下崗失業職工的就業和生活困難發出呼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羅茂鄉委員表示，再次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在工會的進一步調研中，發現隨著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全面推開，通過市場手段退出落后產業、淘汰低效產能，部分國企轉制重組在所難免，也將會出現新的一批下崗失業職工。2015年，四川省工會幫扶工作管理系統統計數據顯示，全省城鎮困難職工中下崗（待崗）職工和失業職工比例占到了52.58%。為了避免職工家庭生活因其下崗失業而陷入困境，對國企改制下崗職工及家庭幫扶救助工作亟須盡早啟動。

　　大齡下崗職工家庭陷貧困

　　對于國企下崗失業職工的生存困境，羅茂鄉委員介紹了四川的一個案例。根據四川省總工會對上一輪國企改革中破產關閉的四川涼山會理鎳礦職工的調查，企業2002年8月關閉后，職工生活十分困難。截止到2013年底，原會理鎳礦戶籍職工共1742戶3025人，除少部分離退休人員外，多數為“4050”（女40歲、男50歲）人員及家屬、子女。鎳礦廠關閉后，他們的生活僅靠微薄的養老金或者撫恤金。

　　羅茂鄉委員介紹，少部分家庭一個人領取的退休養老金，要負擔2-3名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362名職工遺屬靠每月270元的生活困難補助金（撫恤金）和55元的社保資金維持生活；還有1133名城鎮低保人員僅靠每月208元低保金維持生活。“這些家庭拮據的程度讓人難以想象。大部分職工溫飽都成問題，看病就醫、子女上學就更不用提了。”羅茂鄉委員十分感慨，在調研中，他發現許多職工大病扛、小病拖，無法及時進行醫治。因為生活福利設施建設簡陋，職工的住房成為危房。

　　下崗失業職工生活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實施關閉破產時，只對職工進行了工齡補償安置，沒有對各項基礎設施運行、職工再就業、困難職工生活救濟等進行長遠、充分地考慮。羅茂鄉委員表示，解決好下崗分流職工的就業和基本生活問題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點，也應該作為一項重點工作開展。

　　“失業—就業—再失業”惡性循環

　　對于國企改革下崗職工，尤其是大齡下崗職工，不僅工作難找，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還很難保住，往往陷入“失業—就業—再失業”的惡性循環中。

　　羅茂鄉委員介紹，四川省總工會通過開展“送溫暖”活動和“就業援助月”活動匯總情況來看，各地普遍反映：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等原因，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重，穩崗壓力加大。而下崗分流職工以年齡偏大的“4050”人員和擔任后勤輔助崗位的居多，這部分職工學歷偏低、技能不足，同時家庭負擔重、身體狀況差的情況較為普遍，在勞動力市場缺乏競爭力。同時，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涌入城鎮，擠占了下崗分流職工在下崗、失業等情形下再謀職業的空間，加大了下崗分流職工的再就業難度。

　　不僅如此，部分下崗分流職工就業觀念陳舊，制約了他們再就業。“相當數量的國企下崗職工，在再就業過程中，還放不下國有大企業職工的‘架子’，不情愿與農民工或其他就業困難人員一同就業，不愿意在小企業或非公有制經濟單位謀職。”羅茂鄉說，就業市場為下崗分流職工群體提供的崗位大多數是收入低、流動性強、保障性差的崗位，造成了“失業—就業—再失業”的惡性循環，下崗分流職工群體的就業穩定性較差。

　　委員呼吁：擴大就業、鼓勵創業讓下崗職工走出失業困境

　　“妥善解決好新常態下國企改革中下崗分流職工的就業問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解決的民生問題。”羅茂鄉委員呼吁相關部門應高度重視國企改制重組后下崗分流職工及其家庭的幫扶救助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廣大下崗分流職工基本生活，讓他們在作出個人利益“犧牲”的基礎上，共享改革的成果。

　　他提出了幾項具體建議。首先是對國資國企改革中的轉崗分流進行規范，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制定企業改革方案時，充分了解職工意愿，正視他們的訴求和困難，把這些建議主張融入到改革的各項政策中去，從源頭上保障職工合法權益。

　　其次是努力擴大就業規模。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旅游業，擴大就業容量；激發社會創新活力，培育新的就業增長點。加大公益性崗位開發力度，對有就業愿望的下崗分流職工實行托底安置，確保“零就業家庭”至少實現一人就業，動態消除零就業家庭，達到“戶戶有就業”的目標。鼓勵用工單位吸納一批下崗分流職工就業，為錄用下崗分流職工尤其是零就業家庭成員就業企業提供崗位補貼、社會保險補貼以及貸款貼息。

　　此外，扶持鼓勵下崗分流職工自謀職業、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支持、引導和激勵下崗分流職工參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圍繞地方產業發展方向，根據創業者的意愿和創業項目，按照創業培訓、創業指導、小額信貸、創業孵化相結合的模式，落實相關政策，鼓勵和幫助有創業能力、有創業愿望的下崗分流職工自主創業,帶動更多人實現就業。為自主創業的下崗分流職工提供小額擔保貸款和稅費減免。對靈活就業的下崗分流職工提供社會保險補貼。對實現就業的下崗分流職工，幫助其接續社會保險關系，落實崗位補貼和社會保險補貼，提高其就業穩定性。

　　各級政府和工會組織還需要做好下崗分流職工就業服務，幫助下崗分流職工了解就業援助具體政策措施。大力開展“春風行動”、“就業援助月”等公共就業服務專項活動，為下崗分流職工提供及時的就業政策和信息服務，促進下崗分流職工充分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