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４月９日電題：學術科技評獎：這事到底該誰干？政府退出行不行？

　　新華社記者 周琳

　　很多東西的存在，或許不是因為它們應該存在，僅僅是我們習慣了它們存在。

　　比如，我們習慣了那些琳瑯滿目的“學術獎項”，那些眼花繚亂的“科技項目獎”甚至“卷煙技術”評獎，我們更習慣了各色評選、各種獎勵背后站立的政府身影。“政府主導”，已成為國內諸多學術科技評選的一大特色。

　　但是，政府和部門過多過濫地直接介入和組織評獎，正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甚至遭遇專業學會喊話“你走開”。一個回避不了的社會“提問”是：在學術和科技領域的評選中，“政府獎”和“民間獎”到底哪個更靠譜？讓“權力之手”退出科技學術評選，行不行？

　　“評獎本來就不是政府該干的事，更不能和資源分配掛鉤”——一位資深行業協會人士

　　今年初，中國計算機學會發布的一份建議引來廣泛關注。這份建議明確科技評獎政府可以退出的四大理由：

一、 干預過多，政府工作“越位”。二、沒有有效的第三方監督，政府工作“缺位”。三、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邊界不清晰，政府在評獎中有決定權。四、政府不是學術共同體，評獎過程容易誤判、錯判。

　　盡管這一提議后來從網站撤稿，但引發的思考和討論卻不斷深入。

　　“評獎本來就不是政府該干的事。”中國計算機學會秘書長杜子德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政府是行政管理機關，應該按照法律做好監管和服務、資源分配等職責。“對于一些項目、學術成果，行還是不行、好還是不好，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做。”

　　杜子德表示，政府評獎，相當于把學術評價和資源分配“緊密聯系”了。“大家就奔著獎去，獎勵本來是工作的結果，現在成了工作的目標，這就異化了評獎；不獲獎就不能獲得資源，更是本末倒置，這對學術環境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學會表示，縱觀全球科技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是政府直接主導進行學術評價和評獎的。據杜子德介紹，我國評獎與國外有三大不同：其一，對象不同，國外獎項大多是頒給行業內的領銜人士，而非獎勵某個具體項目；其二，程序不同，國外大多是由他人推薦，而我國很多評獎是自己申報；其三，國外一些獎項如同“終身成就”，是一種榮譽，而我國卻將獎項與資源分配直接關聯，獲獎了甚至能和評院士、拿項目直接相關。

　　“政府部門應徹底退出國家科技獎評審工作。”杜子德說，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對國家科技獎評審工作的監督和管理。

　　“全球９０％以上的科技獎是民間獎”——一位研究科技獎勵三十年的大學教授

　　“我曾經對世界獎勵中的科技獎一條一條數過去，９０％以上都是民間獎。”國內最早提出“民間獎”概念的學者之一、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鐘書華說，包括認知度最高、影響力最廣泛的諾貝爾獎、數學界的菲爾茲獎，都屬于“民間獎”。

　　鐘書華研究了科技獎勵三十年，認為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角度看，如果把科技獎勵也看成一種科技獎勵治理，政府就應逐漸放手、簡政退出，讓專業協會和社會參與。“國家治理本來強調的就是政府、社會、第三方共同治理，而并非政府包打天下，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而現在，三大獎項涉及人數太多，有時甚至達到幾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獎項，數量過多會影響獎項的導向和聲望。

　　“政府獎應該少而精，更好地發揮獎勵的作用。”鐘書華說，但退出不代表不參與，政府部門還應做到監管、引導、輔導，例如審查評獎機構是否有固定的獎金來源，是否有不允許使用的名稱。鐘書華建議，除國家最高的科學獎繼續保留外，其他獎項逐步取消，省部級以下的政府主導科技獎勵建議取消。

　　“要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位”——一位長期關注教育領域的專家

　　“政府退出有什么不行的呢？”２１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由政府部門組織科技成果的評獎，本身就違背學術管理的基本規律，這是對學術研究進行行政評價而非專業和社會評價，很難避免權力尋租、弄虛作假、急功近利與形式主義等問題。

　　熊丙奇說，由于政府類的科技獎勵太多，容易造成三重亂象：一是“公關評價”，才剛剛擔任科研基金項目的評委，各種電話就直接“打通”，甚至有參評人寄來的材料里夾帶“東西”；二是“包裝報獎”，在獲獎材料里直接包裝、運作，沒有產業化的成果也被描述為獲得訂單、取得巨大效益，評獎機構沒有嚴肅核查，最終搶回大獎；三是“政績造獎”，報獎、授獎、瓜分學術資源形成利益鏈，對公關和包裝“視若無睹”。

　　熊丙奇說，政府自己制定規則，又自己執行，還自己監督自己，自然難免出現造假和尋租。可以把現有的國家級獎勵合并、精簡，變成終身成就獎，只有少數人能獲獎，減少尋租空間。“只有政府退出之后，民間機構才能逐漸培育起來。”

　　熊丙奇認為，取消各類政府科技評獎，實質是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位，打破利益共同體，形成學術共同體。我國此前頒布的教育規劃綱要和人才發展規劃綱要中，都已經鮮明提出行政評價退出，讓位于專業評價和學術評價的教育管理改革、人才評價改革。在這方面，政府行政部門應該有實際作為，清理、減少并最終退出各類行政評審、評價。

　　“政府參與，可確保一些‘高精尖’躲過金錢沖擊”——一位政經資訊觀察者

　　《觀察者網》一位編輯告訴記者，事實上政府的參與確保了一些無法迅速轉化為經濟利益的高精尖領域，能夠躲過市場化金錢洪流的沖擊獲得發展，正如有網友指出的那樣，如果不是政府參與評獎，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物理學家于敏這次也很難獲得特等獎，因為他的成果沒法獲得“市場、社會等相關的檢驗”。

　　“而且如果把這獎項交給民間機構團體評審，那將不可避免出現各種山頭利益。”他說，“當然，政府設置了嚴格的評審程序，還在評委會的具體人員名單上實行了嚴格的保密制度，防止各種‘拉關系’。如果這樣的制度設計最終還是出了問題，很難相信民間學會的評獎就能純潔。”

　　但他同時強調，評獎的公正性應該接受監督。例如１９７４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廣受質疑，因為他已在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里，沒有寫過經濟學方面的論述了，為了減少爭議，瑞典皇家學會不得不讓哈耶克與繆爾達爾共享這一獎項。

　　觀點總有不同，利弊總有取舍。或許，有政府公信力的名頭作保，當然可以彰顯學術科技評選的權威性，但同時，政府也需要為可能存在的失信、尋租和造假“買單”。無論如何，在當前各類評選層出不窮且存在鮮明導向的今天，廣泛探討、清醒認識、不斷改進有益無害，而加強評獎過程的公開公正透明也理應成為全社會共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