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想象和現實中的博弈

　　仿佛到了百米沖刺的最后階段，自3月12日英國向中方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趕在3月31日創始成員國資格確認截止日期到來前，加入申請行列。短短一周內，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盧森堡宣布，有意愿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始成員國。韓國和澳大利亞也一改此前的謹慎態度，轉而積極討論加入事宜。

　　2014年10月才由中國牽頭發起成立的亞投行，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就以黑馬姿態闖進國際金融體系中，立刻引發了許多仍在發展的戲劇性情節：美國將亞投行定性為“中國版的門羅主義”，意圖阻止其傳統盟友加入，而從G7集團到亞太地區，美國的多數盟友罕見地違背了美國的意愿，之前持冷漠態度的日本，立場也開始松動。圍繞初始資本不過500億美元、一期注冊資本只有50億美元的亞投行，中國與其他創始成員國，美國及其傳統盟友，亞投行內部，亞投行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之間，多層公開和潛在博弈線索時隱時現。這些博弈，并不全然真實。哪些博弈在想象中，哪些不可避免，博弈的真實意圖是什么，又將怎樣轉化，正塑造著亞投行的現在和未來。要解開其中的復雜繩結，必須先解開關于亞投行的四個疑問。

　　1問

　　亞投行的本質是什么

　　亞投行不僅是一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更是中國“共同體外交”的新載體。

　　眾所周知，亞投行是全新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但這不是其全部定位。亞投行是各國政府出資，因此更能體現各成員國政府與中國的合作態度及對現行國際金融秩序所持的立場。同時，由于亞投行出資份額按國家經濟規模劃分比例，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自然擁有了50%以上的股權。中國因此在目前的籌備擴容階段具有更多的主導權。

　　亞投行的中國主導色彩和某種政治性，與同樣由中國主導發起的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銀行形成了區別。絲路基金的資金來源是國家和民間的外匯儲備，美元資產是中國外儲的傳統投資對象，購買“一帶一路”項目的股權和債權，與購買美債沒有根本差異；金磚國家銀行以金磚五國為平等出資人，同時具有特定的金融服務范圍，不存在誰主導的問題。這種差異，導致美國對亞投行更加敏感。

　　但是，這種敏感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短視，就是出于對亞投行缺乏深入理解。就本質而言，亞投行不僅是一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更是中國“共同體外交”的新載體。所謂“共同體外交”，是有別于中國傳統外交主線的新外交戰略。中國外交的主線是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和共建多邊外交，強調維護存量共同利益，尋求增量共同利益。而“共同體外交”則具有更廣泛的覆蓋面，更清晰的增量利益前景和更具體的操作路線。其代表就是“一帶一路”戰略。“共同體外交”的實質，不是單純尋求中國利益，而是將中國利益與共同體成員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不是通過削弱其他共同體的利益以實現本共同體利益的增值，而是希望通過本共同體利益的達成實現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區域開放主義、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體外交”的邏輯基礎。這一點，在《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中完全得以映射。

　　在一定程度上，亞投行也是中國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的載體。通過亞投行等具體平臺，可以明確宣示中國的發展不以損害他國為前提，消除戰略互疑，使區域內各國連接成為“命運共同體”。實際上，這樣的戰略布局，對于需要避開“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兩國來說，同樣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美國應該認識到，對于亞投行持有偏見，表面上是在維持自身利益，但其實并非如此。

　　2問

　　美國為什么要博弈

　　美國針對亞投行進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這不代表亞投行不存在潛在的博弈。

　　美國之所以對加入亞投行持保守態度，并力圖阻止其他國家加入，是出于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因循守舊。國際金融秩序的架構，主要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構成。二戰結束后，憑借占據全球60%以上的黃金儲備的實力，美國在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上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匯率雙掛鉤體系。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維護者。在美國黃金儲備已無力支撐日益泛濫的美元，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又主導建立了牙買加體系，保證了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盡管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之一，防范和應對危機的能力明顯不足，牙買加體系也被譏諷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但美國認為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仍然行之有效。基于這個原因，美國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改革IMF投票結構等呼聲態度遲疑，將原屬歐洲發達國家的投票權轉讓給新興經濟體，卻遲遲不予通過，既失信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也讓歐洲發達國家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開始心存疑慮。與此同時，在亞洲，美國極力強調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重要性，以此防范新的國際金融力量取而代之。

　　美國的防范之心，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進入實操階段趨于熾烈。在今年的總統國情咨文中，奧巴馬就警告：如果美國不能主導國際秩序，中國就將取而代之。亞投行因此成了美國的主要靶子，但美國的這種做法，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中國。美國之所以能夠創造布雷頓森林體系，源于戰后財富向美國的快速集中，以及美國當時擁有的特殊國家地位。這兩個歷史條件，中國都不具備。此外，亞投行的金融屬性，也與世界銀行不盡相同，更具有定向性。亞投行不是世界銀行的覬覦者，而是其職能的補充者。可以說，美國針對亞投行進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是，這并不代表亞投行不存在潛在的博弈。

　　3問

　　能否減少博弈風險

　　亞投行要順利運營，必須對兩種潛在的博弈風險保持足夠的警覺。

　　對于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不少媒體加諸了許多形容詞，比如“中國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金融秩序的爭奪者”等等。這些形容，既不符合亞投行的定位，也不切合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

　　首先，中國并不刻意尋求對亞投行的主導權。雖然中國目前占有50%以上的股權，但隨著G7組織中英、德、法、意4國和金融業發達、人均收入高的瑞士、盧森堡等國今后的加入，股權將被稀釋。這些國家擁有比其他創始成員國大得多的經濟規模，因此將占據相當比重的股權和投票權。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加入持歡迎態度，表明中國并不打算讓亞投行變成“中投行”。

　　其次，從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看，也不到建立“中國版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亞投行如果不是繼續以美元計價結算，就是設定包括美元在內的特別提款權計價結算。亞投行不可能置于現有國際金融規則之外運行。相反，還會比照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運行方式，設立透明化、企業化運行的標準。

　　第三，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繳納的資金比重越來越大，并以此獲得了更多的投票權。在被視為亞投行對手的亞開行，中國也有6.46%的出資份額和5.47%的投票權。常識就告訴我們，中國不可能以傷害在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中自身利益的方式，為亞投行謀取發展空間。

　　如果不對這些情況了解清楚，那么對于亞投行未來的發展就可能染上狂熱癥，并使亞投行初期運行必經的磨合，轉為不必要的真實博弈。博弈可能來自內部：金融文化、政治語言相近的成員國聯合起來爭奪主導權；也可能出于對外：錯失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機會，爭奪規則制定權。亞投行要順利運營，必須對這兩種潛在的博弈風險保持足夠的警覺。

　　4問

　　如何建立比較優勢

　　亞投行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利益前景和商業模型，避免因為模糊化增加成長成本。

　　亞投行作為新型國際金融機構，成立后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建立比較優勢。這就要求，一方面，亞投行不應以凸現政治光譜為其主導思想，而應確立以商業利益為重的主導思想。這是因為，從各國加入的動機看，尋求資金支持和盈利機會本就是最主要的訴求。根據此前的測算，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有8萬億美元的資金需求，僅印度就有1萬億美元資金缺口。而亞開行每年只能提供100億美元的資金，因此亞投行有巨大的商業機會。此外，隨著美元走強，亞洲國家拆借美元資金越來越高，處于貶值的人民幣、歐元等資金可以借亞洲基建獲得盈利空間。如果凸現政治光譜，亞投行內部成員政治制度、文化、金融等諸方面的差異就會凸現出來，削弱其凝聚力和運營效率。

　　當然，從英、德、法、意等國不顧美國施加的壓力，積極申請加入亞投行來看，也表達了對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某種不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低效率、美國貨幣政策給相關國家造成了政策困境和匯率風險，各國久有煩言。但是，真要讓亞投行達到平衡國際金融秩序權重，推動多元化權力架構的目標，亞投行必須先做到商業上的成功。只有各成員國能夠享受到商業利益，才能保持亞投行的活力，并在條件成熟之后，嘗試構建更加透明化、國際化的金融運行規則。

　　另一方面，亞投行還需要強化開放性。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德、法、意等國表達了愿意成為創始成員國的意向，但還沒有正式進入程序，還有一些國家暫緩了有關加入亞投行的討論。到目前為止，亞投行能夠確定的成員總數，仍不到亞開行的一半。一定程度上，圍繞亞投行的博弈之所以還在繼續，是因為有人質疑亞投行的開放性和透明性。亞投行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利益前景和商業模型，避免因為模糊化增加成長成本。而能夠讓亞投行前景更加明晰的，是打造出開放、透明、革新、合作的氣質。這實際上也是中國開展“共同體外交”應該秉持的原則。

　　本版撰文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