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個通俗的比方，那就是“降磁”。由于功能太多，北京就像一塊磁鐵，吸附大量鐵釘鐵棒鐵盒子，如果功能不能疏解，即便是拔下了一根鐵釘插到河北，又會吸附來新的釘子。硬拔不行，必須適度降低磁性。

　　事實上，這種“降磁”已然在改變著北京：人口增速放緩、企業主動“疏解”入冀……在這些改變的背后，則是一年以來北京“瘦身健體”甚至忍痛割肉的結果。

　　不宜居　但仍趨之若鶩

　　張愛玲說：“生活就像是爬在華麗旗袍上的虱子”，對于從事銷售行業的宋先生來說，這句話正可以形容他的生活。他租住在北京市三環內磁器口附近興隆都市馨園小區的一處地下出租屋內，遇到記者的時候，他剛剛結束跟母親的爭吵，一個人蹲在外面抽煙。

　　興隆都市馨園小區是東城區危舊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區，然而，其中的3號樓、4號樓、6號樓的一側，都有一個不起眼的入口，從入口向下，是一條長長的、坑洼不平的通道，越往下走燈光越冰冷昏暗，直到走進通道的盡頭，生活的氣息才會撲面而來。

　　經營3號樓地下出租屋的是一對夫婦，記者走進屋內詢問時，二人正張羅著做晚飯，聽說有人要租房，老板很熱情地告訴記者，這里的出租屋多數都住著人，現在可出租的最小的也是最便宜的房間價格是每月550元。

　　在他的帶領下，記者穿過一條長長的、兩側緊緊排列著大大小小出租屋的通道，向老板口中說的“小房間”走去。

　　穿行在寬約僅1.5米的狹長走廊中，記者發現每個出租屋門口都堆放著各種雜物：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還有自行車。走廊的盡頭是公共洗手間，里面擠滿了忙著洗漱和方便的住戶。空氣中飄散著油煙、香煙和發霉的氣味，隔著墻也能清楚地聽到出租屋內電視機的嘈雜聲。

　　通道盡頭，一間大約5平方米的狹小出租屋里，墻壁四周貼滿了防潮的報紙，抬頭即見天花板上錯綜復雜的電線，粗大的下水管道在屋頂盤根交錯，不時發出流水聲，由六塊木頭搭成的簡易小床是屋中僅有的“家具”，由于通風效果差，空氣中散發著一種木頭霉變的味道，令人呼吸困難。

　　據老板介紹，這里的水電都不包括在房費之內，水是刷卡使用，電是1.5元／度，每個房間單獨計費。房間不能明火做飯，也沒有通風系統，但是記者在參觀過程中仍然隱約可以聞到油煙味。在記者的要求下，老板帶領記者看了一間月租為800元的、面積更大的房間。房間內，墻皮剝落泛黃，墻上貼滿了海報和報紙，除了桌子之外，還有一臺僅供房間住戶自己使用的洗衣機。天花板上，有幾個鋁制管道穿過，老板說那些是下水管道，人在房間的時候可能會有水聲，但是“習慣了就好了”。

　　記者了解到，地下出租屋內多住著從事餐飲行業的服務員和廚師，以及其他外來務工人員。根據北京市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2013年，北京全市71.8％的就業崗位集中在城六區，所以，想要省時又省力地通勤，住在市中心價格低廉的出租屋是最優選擇。

　　李鑫是來自河北的高中美術特長生，來北京上專業課已經兩個月的時間，現在也在小區的地下室住。李鑫說：“上美術專業課價錢很貴，我是農村的，家境一般，只能住地下室，雖然苦了點，但是一想起美術夢想，就會咬牙告訴自己堅持住！”

　　北京市民防局和北京市住建委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城區的地下空間中，住著近百萬的流動人口。

　　但對宋先生和李鑫而言，“劃算”的租房方式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地下出租屋的墻多用板材搭建隔開，一般不具備防火能力，沒有配備滅火器材，一旦發生火災，狹窄的過道根本容不下所有住戶安全、迅速地撤離。而且由于地下出租屋的整體布局錯綜復雜，出租屋老板們所謂的“監控”無法完全覆蓋所有角落，財物仍然存在被盜的風險。由于房子是月租較多，人員流動性大，人員組成復雜，治安環境也令人擔憂。

　　盡管北京市過去幾年來大力打擊非法地下室出租，但這樣的情況仍屢禁不止。不久前，北京剛剛清理了一個在石景山區衙門口村魚塘下私改的地下公寓，房主違法建造了170多間地下室，約有2400平方米，租給了50多戶流動人口。

　　在剛剛結束的2015年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北京目前的確不能稱之為宜居，大家有深切的感受。”

　　“不宜居”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交通擁堵、人口膨脹、看病難、上學難、就醫難，還有嚴重時“抬頭不見天日”的霧霾。但王安順表示，北京目前還不能稱之為宜居只說了一半，還有下半句——“仍然趨之若鶩”。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北京市外來常住人口超過800萬人，且仍在每年持續增長。

　　少增長8.7萬人的背后

　　根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到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要在1800萬人左右，然而，早在2009年底，1800萬的人口紅線已被突破。

　　華南城市規劃學會會長、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表示，一個城市的規模要靠資源支撐，當人口超過了環境、水、交通等資源承載的上限，大城市病就會發生。通過精細化管理和前瞻化的規劃設計可以適度降低大城市病的癥狀，但不能阻止“疾病”發生。因此，控制大城市病的關鍵之一，首先在于控制人口過快增長。

　　2014年1月，“控制人口增速”首次寫入北京政府工作報告，北京市長王安順表示，北京要從落實城市功能定位、優化產業結構、調控資源配置、加強規劃引導等方面入手，研究控制人口規模的治本之策。

　　“北京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是人多。在資源環境承載力有限的情況下，必須要采取一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人口規模，這本身也是對人的關愛。因為住房、就業解決不好，來京尋求發展的一些人在城市就像住在孤島上一樣，身份也很尷尬，情感漂泊。”王安順說。

　　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2151.6萬人，同期增長36.8萬人，增量比上年減少8.7萬人，增速較去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

　　北京人口增速放緩的背后，是一年以來“瘦身健體”甚至忍痛割肉的結果。

　　這就意味著，由于目前人口指標已經突破，未來北京在土地利用等方面甚至需要進行“減量規劃”，“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將難以為繼。

　　這種“降磁”工作已經取得階段性的成績。1月，北京的22家醫藥企業代表手持紅色外皮的嶄新合同書，正式落戶河北滄州渤海新區。這些曾經因難以割舍“北京制造”政策、品牌與市場優勢的北京企業如今開始主動請求“疏解”入冀。

　　“企業從2008年至今產值增長了近20倍，北京已經無法提供支持我們高速增長的生產空間了。”北京萬生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河說。

　　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說，在河北新建的產業園既促進了產業疏解，解決了人口過度集中的難題；對渤海新區，這一批北京企業的入駐帶動了園區產業升級與就業；對入駐企業，還將獲得更大的生產空間和更低的生產成本。

　　像這樣的合作還有很多。日前，北京與天津、河北分別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和備忘錄，率先突破交通、生態環保、產業三個重點領域，北京新機場開工建設，首鋼曹妃甸、張承生態功能區、中關村示范區與濱海新區合作等取得進展。中關村企業在天津、河北設立分支機構已累計達到1532個，392家一般制造業和污染企業關停退出，36個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場已經拆除。

　　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副區長孫碩介紹，為更好地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推進北京完成“瘦身轉型”，有著30多年歷史，創造了大量經濟效益、解決了數萬勞動力就業的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日前正式啟動搬遷，2014年已經有1300多戶商戶搬遷，2015年預計還會有上千戶商戶疏解。

　　而根據規劃，未來“動批”的低端服務業態將被服裝設計、展覽、電子商務以及科技、金融等取代，形成一個新的“高精尖”商務街區。

　　盡管人口增速放緩、產業疏解和功能調整取得一定成績，但北京人口持續增長的拐點仍未到來。王安順表示，人口調控治理難度大，必須持之以恒推進。

　　對此，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5年北京計劃出臺居住證制度，制定積分落戶政策，落實區縣調控責任；以產業疏解帶動人口疏解等。

　　五環內停止新建三甲醫院

　　2月1日早晨六點半，月壇南橋下路口已經開始擁堵，路口的車輛大都涌向同一個入口——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醫院門口指揮車輛進出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除了周末，其他時間車輛都很擁擠，全國各地的家長帶著患兒為了搶到有限的掛號機會，都早早地來到了這里。

　　早晨七點的兒童醫院掛號大廳，擠滿了前來掛號的人們，談話聲、孩子的哭聲和穿插在其間高價倒號黃牛的低聲詢問，絲毫不亞于一場大型的集會。

　　“我凌晨三點鐘就來了，現在才排到這兒。”一位家住兒童醫院附近的老大爺說。

　　更多來就診的人并沒有這位老大爺這么幸運。在記者的訪問中，有家長從山西、陜西、內蒙古、河北或開車，或坐火車千里迢迢來此，不少人直接提著行李來排隊。

　　來自河北涿州的陳大爺一家，兩位老人、兩位大人全家上陣，抱著七個月大的孫子一大早來兒童醫院就診。孫子百天的時候得了濕疹，在涿州當地醫院治療，后來復發，陳大爺說，再也不相信當地的醫院和技術了，帶著一家人開車來到了北京兒童醫院。

　　一些孩子一有頭疼腦熱就直接來北京兒童醫院。不少家長表示，北京醫院技術好、醫生更負責任、設備先進，而當地醫院要么就是不具備治療條件，要么就是醫生經驗不足，沒法完全相信，所以即使是小病，也愿意付出時間和精力，陪孩子來北京看病。這也造成了像北京兒童醫院這樣“全年無休”的戰時狀態。

　　這只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吸引力的縮影。盤古智庫小城鎮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易鵬表示，由于行政力的吸引，特大型城市往往成為區域內交通、物流、教育、文化、經濟等中心，集中了過多的資源，而中小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建設遠遠滯后。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德印表示，由于功能太多，北京像一塊磁鐵，吸附大量鐵釘鐵棒鐵盒子，如果功能不能疏解，即便是拔下了一根鐵釘插到河北，又會吸附來新的釘子。“硬拔不行，必須適度降低磁性。”

　　北京市政府出臺規定，五環內停止新建三甲醫院，以此控制醫療資源的過度集中。

　　胡剛指出，治療“城市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方法應該多元化。因為大城市都有著看似相同的問題，例如人口急劇膨脹、交通擁堵、資源配置分布不均衡。但是相似的問題背后，其實有著各自的原因和歷史。

　　他表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城市中心地區聚集了大量的政府機關單位，地理位置對于行政職能的行使并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所以把機關單位遷址到中心城區以外，并不會過多地影響政府機關單位繼續運行。

　　而對于廣州而言，廣州城區小，城市規模不大，大量外來人口涌入之后，造成了嚴重的治安問題。過去不少人去廣州都被提醒“小心摩托車搶劫”。2004年，廣州正式公布摩托車限行方案，開始分路段、分區域、分階段逐步限制摩托車行駛。2007年1月1日起，廣州全面禁摩，作為治理治安問題的行政手段，甚至廣州也沒有暢通的自行車道。“但這種方法未必適合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胡剛表示。

　　記者手記

　　警惕二線城市重蹈“大城市病”覆轍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發展的路上回過頭來“治病”的同時，國內二線城市已經顯露出“大城市病”的苗頭，而我國的郊區化已經開始起步，這將給二線城市預防“大城市病”帶來啟示。

　　我國目前城市化比例是53.7％，當城市化比例在50％-60％時，就會出現一定規律。一種規律是人口從大城市遷移至中小城市，另一規律是郊區化開始顯現。

　　由于人口太多，不少特大城市利用郊區為大城市分流城市功能，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大城市人口擁堵、現有基礎設施不合理問題提供思路。

　　家住上海浦東新區的丘女士是一家為日本市場提供服裝加工企業的會計。在她所在的、總人數不到100人的小工廠，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之前就居住在工廠附近，但是丘女士說，唯一不足的是郊區的娛樂設施少，基礎設施沒有城市那么好，無法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自己的工廠打工，所以這里的工人年齡都是45歲以上，多數是家庭條件不太好的外來人口和部分周邊居民。

　　然而，把市區的壓力遷往郊區、衛星城并非治理城市人口膨脹和疏導交通擁堵的“萬金油”。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區東南六環路附近的馬駒橋，擁堵的狀況并不亞于位于西二環的、以擁堵著稱的西城區西直門橋。

　　住在馬駒橋附近的、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的郭媛媛教授表示，由于紅綠燈配置不合理，交通設施和規劃不完善，在交通的早晚高峰，堵車一兩個小時司空見慣。為了避免上班遲到，她上班都會繞到更遠的六環路。

　　專家指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發展的路上回過頭來“治病”的同時，國內二線城市正在復制著過去幾十年內國內一線城市積極擴張的模式，而大城市產生的“城市病”，則輕易地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繁榮給虛掩。

　　在國內的一些二線城市，例如省會城市石家莊、鄭州、合肥、南京、沈陽，新建的城市商業區、住宅、醫院，像不斷堆砌的“磁石”，源源不斷地吸附著省內各地的人口、投資，形成新的大城市中心。一些“大城市病”的苗頭已經開始顯現。合肥的長江中路、鄭州的金水路、南京的長江二橋，都曾因為擁堵長期被詬病。

　　專家表示，我國的郊區化已經開始起步，給二線城市和省會城市這種人口規模在300萬到500萬的大型城市帶來了啟示：公共設施應該適當向郊區轉移，公共資源設置在城市外圍，加上公共地面交通和地下軌道交通相結合，即使遠離市中心，也能實現健康、環保、舒適的城市環境，特別是要吸取特大型城市的經驗教訓，及早預防，別等病了再求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