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薄俸制是大部分王朝的主旋律。薄俸有好處，比如節省了大量的財政支出，比如也培育出一大批所作所為特別感人的清官。

　　但與此同時，薄俸制也有著巨大的危害，因為它容易誘發腐敗，并導致腐敗的普遍化。

　　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會有個別清廉官員出現，所以對個體來說，低薪只是貪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但是，從歷史大數據來看，收入過低，很容易引發大面積的貪腐。

　　漢代“薄俸”官吏收入難抵平民，貪腐大流行

　　比如漢代官吏平均月收入是1389錢。然而漢代一個被雇來替人服徭役的“更卒”，其報酬是“月二千”。也就是說，官吏平均收入還比不上一個平民。

　　深受薄俸之苦的漢代官員崔寔曾經詳細算了一筆賬，來證明東漢中后期的俸祿制度多么不合理。他說，“夫百里長吏，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斗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自非夷齊，孰能餓死？于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就是說，一個堂堂縣長，月俸才40斛，相當于4000錢。即使不照顧父母妻子，自己一個人生活，但身邊總少不得要雇一個傭人了。一個傭人每月傭金1000錢，每月的柴草及油、肉每月需500錢，薪炭鹽菜也要500錢。加上主仆二人糧食消費6斛，又是600錢，以上總計2600錢，下余1400錢，還要用來養馬。因此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斗酒之類費用就無處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養，所以這點工資確實沒法支撐正常的生活。

　　崔寔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對薄俸與吏治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說：“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而其俸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其不侵，亦無幾矣”。

　　在兩千年前，崔寔就已經把道理講得這樣清楚了。然而和后世一樣，東漢皇帝們在這種情況下，卻開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員們崇尚節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這顯然不會有什么效果。在薄俸制下，東漢官風迅速大壞。“鄉官部吏，職斯祿薄”，導致他們“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也就是說，既然國家不能提供足夠的生活費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有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撈的錢夠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貪婪之人，則開始無所不至，貪腐開始大面積覆蓋了全部官僚系統。“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

　　明太祖的低薪制致官不聊生 ，貪腐官員前腐后繼

　　明代的“薄俸制”的歷史上很有名。論者動不動就說，“明官俸最薄”，“俸祿之薄，無以逾明者。”

　　明代俸祿確實是非常之微薄，這與明太祖朱元璋的統治思路有關。

　　因為出身貧苦，朱元璋終生痛恨貪官污吏。他曾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殘害民者，罪之不恕。……茍貪賄摧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長了官吏的貪污腐敗。樸素的農民式思維，讓他認為“當官的沒幾個好人”。因此在中國歷朝歷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 在制定俸祿制度的時候，朱元璋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有一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這還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賞賜。但與此同時，朱元璋以開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為由，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之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為主流。

　　顧炎武說，唐代上州司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數百石，還有月俸六七萬錢，收入足以庇身給家。而明代官員的收入，不過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這樣的低薪“不足以資生”，導致很多官員難以養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間的陜西參政陳觀，“在陜以廉謹稱。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他一死，家兒老小馬上就無法生活了。

　　最為極端的例子是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此人雖然曾任職高官，去職之時竟然“貧不能歸”，實在沒有辦法，“鬻其四歲女”，把小女兒賣了，充作路費。朱元璋一聽，不但沒有反省自己低薪政策給官員生活帶來的困苦，反而勃然大怒，認為曾秉正的行為有違人倫天性，干脆把他給閹割了：“帝聞（曾賣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明史?曾秉正傳》）。

　　然而，歷史跟朱元璋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在他執政期間，貪腐官員前腐后繼，“朝殺而暮犯”。

　　歷史大數據證明低薪薄俸制度易誘發腐敗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權力控制了幾乎一切資源。與此同時，傳統的監督方式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官員權力很大，受到的約束卻極弱，因此伸手撈錢，易如反掌。

　　在這種情況下，再給他們低薪，讓他們的收入無法滿足正常生活需要，這就出現了崔寔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的局面。也就是說，你讓一條狗去看著一塊肥肉，卻一天只給它二兩粥喝，那么無論你怎么打它，罵它，嚇唬它，教育它，它也還是要偷吃，因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所以說薄俸制很容易誘發犯罪。

　　此外，中國傳統社會很多朝代的腐敗，也是一種體制性缺陷的腐敗。這種腐敗基于體制的兩方面缺陷：一個是監督不到位。傳統政治中只存在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的內部監督，沒有民眾億萬雙眼睛從下而上監督，只靠皇帝一雙眼睛從上而下監督，是不可能有效監視百官的。這就造成了官員監督上的信息嚴重不對稱。另一個就是低薪制，多數官員收入與支出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你象海瑞那樣嚴守國家規定，只能導致朝不保夕，成為官場上的笑話。所以在生活艱辛之際，只有一小部分官員能象曾國藩那樣，以堅定的理學信仰來抵御物質誘惑。大多數人卻不可避免地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導致第一次“失身”。而腐敗這件事，如同吸毒或者性行為一樣，有了第一次，就很容易有第二次。因為你貪一次也是貪，貪兩次也是貪。很少有人說，我一生就收過一次錢。所以，低薪制很容易誘發腐敗，并導致腐敗的蔓延。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薪俸最低的兩個朝代，這兩個朝代后期的腐敗程度之深，面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登峰造極。這兩者之間，并非只是一種巧合。

　　不難發現，實行低薪制的王朝還都有一個特點，統治者迷信道德教育，他們認為，官員腐敗與吏員貪婪似乎只與道德有關。比如康熙年間，面對“俸薄祿微、廉吏難支”的情況，康熙大力提倡理學，表彰清官。他希望官員們以“存天理遏人欲”的理學為思想武器，保持廉潔。他反復說: “潔己操躬，臣子之義，悖入悖出，古訓所戒，當官者宜銘諸座右”。應該說，這種思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很有市場，也是低薪制得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礎。比如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庭玉就大義凜然地說，俸祿水平與廉政毫無關系：“人之貪廉, 有天性。貪者，雖加俸而亦貪；廉者，不加俸而亦足”，也就是說，思想政治工作是廉政建設唯一的可靠保證。實際上只把問題歸于道德，并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回避問題的根源。

　　從歷史大數據看，收入過低，很容易引發大面積的貪腐。歷史大數據也告訴后人，腐敗的危害是巨大的，它會導致官僚體制失效，統治效率低下，嚴重危及政權穩定，甚至導致整個國家政權搖搖欲墜。從總體上講，提高官吏俸祿從表面上看會因為需增加賦稅，給百姓增加負擔。但是這遠比官員毫無節制地盤剝百姓所給百姓造成的痛苦要輕得多。

　　（作者簡介：張宏杰，學者，作家。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給曾國藩算算賬》、《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等，有多部作品在港臺及海外出版。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多篇論文。在《當代》、《天涯》、《鐘山》等文學刊物發表過很多文學作品，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及《戊戌變法》總撰稿，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成敗論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