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欠薪又多發

　　與往年相比，農民工欠薪事件呈現“多發、早發、常態化”態勢，民營企業漸成“風險源”，微信微博成為討薪“熱點”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政陳晨

　　商意盈劉彤鮑曉菁關桂峰

　　來自“用工大省”浙江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的統計數據顯示，近期浙江欠薪形勢總體穩定，案件發生數和涉及勞動者人數與上年基本持平，但所涉金額有一定幅度上升。安徽省勞動監察執法局局長唐正亮介紹，近期安徽拖欠工資涉及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4%，而拖欠工資總額同比增加41%。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了解到，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各地加快轉型升級步伐等因素影響，與往年相比，農民工欠薪事件呈現“多發、早發、常態化”態勢，并有從傳統高發領域向更大范圍行業蔓延勢頭。其中，制造業欠薪占比快速上升，一些資產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的民營企業逐漸成為新的“欠薪風險源”。

　　同時，農民工討薪呈現借助網絡新媒體、出現組織化以及易被惡意利用等新特點。受訪業內人士建議，各地需盡快開展排查、強化監督，妥善處理年末出現的欠薪討薪案件。長遠來看，需從強化政府監管、提升農民工維權意識、發揮工會等第三方組織作用以及優化法治環境等多方面著力，從源頭根治欠薪頑疾。

　　又到年底“欠薪時”

　　多個省市的勞動監察部門干部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說，目前農民工欠薪現象在建筑、水利、公路、鐵路工程及勞動密集型行業高發的基本態勢依然存在。

　　“工程款問題仍是引發欠薪的主因。”西安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支隊長楊瑞平說，在近期排查出的58個建筑施工項目欠薪隱患問題中，涉及工程款拖欠、工程款糾紛或工程量核算的達到41起，占總數的70.7%。

　　當前，墊資施工、工程項目層層轉包現象十分普遍。開發商、總包單位、勞務分包、農民工四方之間形成3個緊密結合的鏈條。一旦前兩個鏈條因為工程量、工程款結算出現問題而導致工程款延遲支付，作為支付農民工工資責任主體的勞務公司就會因無力兌付而產生欠薪問題，處于鏈條最末端的農民工就會成為風險的最終承擔者。

　　“受整個經濟形勢影響，建筑業、制造業企業日子不太好過。但兩者相比較，建筑業資金鏈條較長，工資支付周期也較長，一般大規模爆發式欠薪發生在春節前后。”浙江省勞動保障監察總隊副總隊長陳偉分析說，而制造業對市場波動更靈敏，資金鏈一旦斷裂隨時容易出現欠薪問題。

　　近年，制造業欠薪占比快速上升。2014年前11個月，浙江省制造業欠薪案件占所有欠薪案件的49.5%，建筑業欠薪案件占比約為43%。

　　不久前，安徽省當涂縣一家服裝廠因經營不善瀕臨倒閉，欠下80名農民工工資120萬元，當地法院為企業聯系到買家解了“燃眉之急”。但該廠所在的大公圩地區服裝企業眾多，大多為抗風險能力差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受市場波動影響大，欠薪風險高發。

　　此外，一些資產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的民營企業逐漸成為新的“欠薪風險源”。這些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但數量龐大、覆蓋面廣，是吸納就業能力最強的“金字塔基”。即使其欠薪單筆數量和涉及人數不多，但一旦呈“多點開花”態勢，對經濟社會基本面的傷害極大。

　　北京市人社部門相關統計顯示，近期加工制造、餐飲服務等行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拖欠工資問題明顯增多。“近年發生的欠薪案件，以用人單位倒閉，剩余財產不足以完全支付勞動者工資為主，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相對下降。”長期從事農民工討薪維權的北京致誠公益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表示。

　　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下，有的民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自身難保”，“無錢可發”成為欠薪主因，甚至波及少數大型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前段時間安徽文達集團員工也被欠薪幾個月。討薪的不是農民工，而是集團的工作人員，這也是近年來比較少見的。”唐正亮說。

　　個別民營企業主則以逃匿的辦法逃避責任。佟麗華介紹說，租賃經營企業成為欠薪逃匿案件新的風險源。從各地情況看，此類企業發生拖欠甚至逃匿的案件上升幅度較大，個別城市此類案件占所有欠薪逃匿案件的七成，而租賃經營企業大多為民營企業。

　　同時，各地農民工非理性維權、群體聚集及因討薪引發的惡性事件也屢有發生。2014年前11個月，浙江共發生跳樓、堵路等事件約200起，同比上升10%；西安市人社部門2014年前10個月處置因討薪引發的群體性突發事件21起。

　　討薪也現“新常態”

　　安徽阜陽臨泉縣是一個外出務工人員集中的人口大縣。24歲的李武已經打工六七年了，2013年他帶著十幾個人拉起了個水電施工隊，承包了常州一家房地產的水電項目。談到欠薪問題，他說自己并不擔心：“現在大家都用微信、QQ，只要我們放出風說這家老板欠工錢，其他隊就不會來接活了。一傳十十傳百，他這工程除非爛尾，要不就得給我們結清工錢。”

　　本刊記者在安徽、浙江、陜西等多地采訪了解到，就欠薪問題，新一代農民工大多表示不會采取激烈手段，而是開始利用網絡新媒體曝光等“巧辦法”。

　　在廣東順德一電子公司打工的王燕告訴本刊記者：“幾百個人去政府門口鬧，不僅會招來公安，而且成本也太高，不如選幾名代表留在這跟老板談，我們其他人上網發帖子、發微博，找媒體、大V，只要被他們關注，有關部門就會重視了。”

　　隱匿在農民工討薪現象背后日趨復雜的利益交織，使欠薪問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勞資糾紛，在一些地方甚至演變為各方利益博弈的工具。

　　一些非理性維權案件出現組織化苗頭，其中的“老鄉”身影，煽動還是協助性質較難區分。陳偉告訴本刊記者，在基層處理案件的過程中，部分激烈維權事件由一些較有“經驗”的“老鄉”煽動引發，他們在其中起到組織策劃的作用，甚至從中牟利。

　　2014年11月7日，陜西省宜君縣西園小區商住樓項目5名農民工在向所在勞務公司討要工資時，被勞務公司負責人糾集的24名不明身份者打傷。本刊記者實地調查了解到，勞務公司負責人施暴觸犯法律證據確鑿，已被刑事拘留，但涉事包工頭不按合同辦事，一味向勞務公司抬價，并糾集農民工多次上訪，亦是事件發生不可忽視的誘因。

　　受訪業內人士表示，建筑行業在承包、分包工程上往往有不公開的“秘密”。項目部和勞務公司里外勾結，將勞務合同數額夸大，從中賺取回扣。一旦承包方和發包方就合同金額出現糾紛，就會傷及農民工利益。有的勞務公司更是以農民工為談判籌碼，以群體上訪等形式要挾政府及開發商滿足其要求。

　　此外，利用農民工討薪索要工程款的情形也開始增多。2014年9月，許某等20余名農民工圍堵浙江新捷建設有限公司安吉縣豐華天逸城項目部討薪。經調查發現，許某為該項目部的一個班組長，將員工12人虛報成20人，還將工程款與欠薪混淆，希望以此拿到政府工資支付保證金。在溝通過程中，許某等人還一度試圖沖擊縣政府，并揚言到省里上訪，加大了處理難度。

　　多方著力根治欠薪

　　盡管近兩年欠薪討薪問題有所緩解，但仍呈現高發、多發態勢。相關人士建議，從長遠來看，要根治欠薪頑疾，需從強化政府監管、提升農民工維權意識、發揮工會等第三方組織作用以及優化法治環境等多方面著力，逐步構建“無欠薪”的勞資和諧關系。

　　對政府來說，需強化監管并創新監管方式，將欠薪與企業信用掛鉤，形成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約束機制。

　　北京市針對欠薪“重災區”的建筑行業推出信用掛鉤制度，對故意拖欠工資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其限期整改，并記入市建委行業信用系統。由于拖欠勞務分包工程款，造成農民工集體討薪事件，北京城建二建設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8月受到北京市住建委的通報處罰，責令其整改3個月，期間禁止承接新工程。

　　對農民工來說，需提升自身素質、增強權利意識。一些欠薪討薪案件之所以久拖不決，與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沒能留下相關證據不無關系，導致后續維權難、政府處置難。

　　北京致誠公益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志友說，隨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農民工的議價能力增強，在此情況下，農民工一定要提升權益意識，簽訂勞務合同、監督企業繳納保證金，以確保在企業欠薪時可以及時拿到被拖欠的勞務費。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建議，政府應加強對農民工的基本法律知識培訓，在務工時知道、敢于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此外，受訪專家還建議，應更加充分發揮工會及一些農民工自發組織等第三方機構作用，改變勞動者對企業方的弱勢地位。這些第三方組織既可以在平時維護勞動者權益，更可以在企業欠薪時統一行動、形成合力，通過協商談判等形式從源頭解決勞資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惡意欠薪雖已入刑，但其適用仍需進一步細化。近日，陜西一項目經理劉某因故意拖欠農民工工資47萬余元，被白水縣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勞動者報酬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3萬元，成為因惡意欠薪獲刑的鮮活事例。

　　“現實中較少有人因犯惡意欠薪罪被追究責任，這與惡意欠薪罪立法存在缺陷有很大關系。”張志友表示，從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內容來看，對追究惡意欠薪者刑事責任的條件層層降格，刑法威懾作用步步降低。“應該有更加具體的實施意見，讓這個打擊惡意欠薪最有力的武器充分發揮作用。”浙江嘉興一位勞動監察部門工作人員如是說。

　　受訪專家建議，調整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大幅提高違法欠薪代價，強化農民工維權的相關制度政策建設，簡化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程序，用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深層次、可持續的和諧社會發展，是解決新一輪農民工欠薪問題特別是因經濟下行壓力導致的“硬性欠薪”的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