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探尋《查理周刊》事件的深層背景

　　1月7日法國《查理周刊》遇襲的槍聲猶在耳畔，11日又有百萬人走上巴黎街頭游行，高呼“我是查理”，呼吁捍衛言論自由、譴責恐怖主義。此景似已證明“文明沖突論”和“伊斯蘭威脅論”所言不虛———“查理遇襲”不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第一次沖突，也絕不會是最后一次。隨著西方的沒落與歐洲的穆斯林化，代表現代文明的西方和抗拒現代文明的伊斯蘭之間的沖突只能愈演愈烈，有人預言：“查理不是終點！”

　　問題是，且不論這種將西方與伊斯蘭教簡單對立起來的思維是否站得住腳，如果真想找到癥結所在，就不該以伊斯蘭威脅之類的“神話”為出發點，而要拿出實事求是的精神，從法國的社會現實中去探尋這一事件的深層原因。

　　目前認定，這是一起由基地組織也門分支策劃的恐怖襲擊，目的是為了報復《查理周刊》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褻瀆。然而，主犯庫阿希兄弟都是在法國出生、長大的穆斯林移民后裔，從小接受的應該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精神熏陶，為什么會如此輕易地被極端組織所吸引，走上一條不歸路呢？甚至有分析人士稱，《查理周刊》遇襲對包括法國在內的擁有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歐洲國家都是一次預警，還有一些同樣來自歐洲并曾在中東參加過“圣戰”或接受過培訓的恐怖分子有可能從這次事件中受到啟發，未來歐洲可能將進入恐怖活動的高發期。此言一出，人人自危！實際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嚴重？有什么辦法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的危局？這一事件的深層背景要從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說起。

　　第一，法國究竟有多少穆斯林移民？他們是怎么進入法國的？

　　目前，法國有642萬穆斯林移民，約占其總人口的10%，是歐盟各國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基本都是外來移民及其后代。法國的大規模穆斯林移民潮始于“二戰”結束后，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法國穆斯林移民的絕對數量不斷上升,取代了南歐移民成為法國最大的移民群體。這些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以及在法國本土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構成了今天法國穆斯林移民的主體。

　　第二，穆斯林移民在法國的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如何？

　　穆斯林移民曾經對法國社會和經濟建設作出過巨大貢獻。但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經濟的停滯，處于經濟結構底層的穆斯林移民面臨失業和生活困境，淪為國家福利的“負擔”。

　　據統計，穆斯林群體是目前法國失業率最高的社群，從事低端工作領域的穆斯林群體比例遠高于其他群體。即便如此，他們在求職過程中也常受到歧視。此外，法國穆斯林移民大多數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區，居住條件落后，公共設施惡劣，教育資源稀少，陷入了階層固化的惡性循環。出生在法國的新一代穆斯林，發現自己即使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仍無法通過努力而改變命運。

　　與此同時，在外來移民群體中，法國穆斯林的出生率最高，年輕化程度也最高。當前法國穆斯林移民以第二代和第三代為主體，他們出生在法國，深受共和精神的熏陶。與第一代移民不同，他們追求的不再僅僅是物質的滿足，還包括社會地位的平等。當他們發現現實社會中只是保障形式的平等，而缺乏實質的平等時，只能陷入困頓與迷茫，一些人轉而從宗教中尋求認同與尊嚴。

　　第三，針對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法國政府出臺了什么樣的政策來促進他們融入法國社會？

　　法國政府一貫堅持以“共和模式”為原則的移民政策。該模式脫胎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共和國價值觀，其特點在于：只承認個體的公民權利，拒絕以種族、宗教等群體性標志將公民分成不同的群體。在移民問題上屬于強同化、高認同模式。在承認外來移民的公民權利的同時，要求其必須首先認同共同的法蘭西價值，放棄本身的宗教文化與傳統價值，隱含著法蘭西文化的優越感。2004年法國頒布的“頭巾法案”就是法國政府根據“共和模式”推行強行同化的產物。

　　“共和模式”有其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共和模式”根植于法蘭西文明對自由主義及其普世性的推崇，然而，普遍主義的同質化困境導致該模式無法兼顧復雜的社會現實所造成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在竭力維護形式平等的同時，只能造就更多的現實的不平等。其預設的融入只是個體的單方融入，忽視了移民作為一個群體所面對的一系列不平等。這種無視差異，表面公正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

　　對于“共和模式”法國人一直引以為豪，認為它代表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精神。不可否認，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這種模式一度被認為是移民融合模式的典范。究其原因，穆斯林移民在當時的數量和力量有限，只能被動地從屬于主流社會。然而，2005年發生的“巴黎騷亂”被稱為“1968年以來法國最嚴重的騷亂”，暴露出法國對待穆斯林移民的模式正面臨嚴峻的挑戰，一元化的“共和模式”已不適應法國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無法顧及多樣性帶來的差異是“共和模式”的致命傷，并且隨著多樣性的日益突出，“共和模式”日益顯得捉襟見肘，顧此失彼。

　　第四，這些法國穆斯林移民是否皆是“狂熱的宗教信徒”？都屬于“潛在的恐怖分子”？

　　法國《世界報》的一項專門調查顯示：60%的受訪者將伊斯蘭教與“暴力”相聯系，66%的受訪者認為伊斯蘭教是“落后”的象征，71%的人認為伊斯蘭教徒的“狂熱行為”多于“宗教寬容”，更有高達76%的受訪者認為伊斯蘭教“壓迫女性”。

　　在個別媒體對負面信息的刻意渲染下，伊斯蘭教被等同于恐怖主義。而類似“查理遇襲”的事件又加劇了法國民眾對于伊斯蘭教“不寬容”、“暴力”以及“反民主、不自由”的負面印象。在絕對言論自由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合謀”下，“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似乎成了公理。

　　事實上，伊斯蘭教并非鐵板一塊的信仰體系，穆斯林內部存在著地緣、種族、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而“文明沖突論”的始作俑者恰恰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伊斯蘭教內在的多樣性。他們認為，只有一個由民主、自由、世俗主義等價值凝聚在一起的、鐵板一塊的西方文明，才能對抗另一個鐵板一塊的伊斯蘭文明。

　　僅就來源而言，法國穆斯林內部就有阿爾及利亞移民、土耳其移民之不同。而就融入程度而言，也存在較大差異。有“融入同化型”，即接受了世俗原則，較好地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有“對抗同化型”，即與法國社會格格不入，拒絕接受世俗化，生活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里。而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年輕一代則被堵在同化的單行線上，既無法真正融入主流社會，又喪失了自己的原生文化，面對結構性歧視，發現所謂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而無視實質的平等，只能徘徊不前，淪為社會與文化雙重意義上的“邊緣人”，其中的少數人則被極端主義所鼓吹的激進思想所虜獲。

　　調查顯示，法國穆斯林移民在恪守宗教功修方面趨于簡單，而且年齡越小宗教色彩越淡化。2005年巴黎騷亂的參與者中不少都是從來不進清真寺的，他們參加騷亂的原因是為了獲得社會的關注，他們說“我們要改變政府，引起人們的注意，除了縱火，別無他法。”可見，與宗教方面相比，法國穆斯林移民更關心的是社會地位的轉變，生活狀況的改善，而不是散布伊斯蘭威脅論者所說的那樣：普遍具有傳播極端主義的狂熱傾向，個個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

　　最后，回到“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上，其實，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法國穆斯林移民才真正成為一個所謂的“問題”，而這一時間正是法國經濟從增長走向衰退，失業率不斷攀升的節點。這或許已足以說明些什么了。

　　一些法國本土民眾認為，穆斯林移民搶占了原本屬于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穆斯林移民是失業率最高的群體，而且從事的往往是本地居民不愿從事的低報酬、重體力勞動，就業的結構性差異決定了后者對前者并不構成真正威脅。

　　還有人認為，穆斯林移民拖家帶口，無所事事，白白消耗法國的社會福利，甚至主張將穆斯林移民全部驅逐出境。然而，正如一位工作多年的穆斯林移民所說，在為法國人修建了那么多幢住宅之后，卻還不能申請到一套低租金公寓。這個現實版的法國“賣炭翁”故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本質所在。

　　而最擅長煽動族群對抗與仇恨而大獲其利的正是法國的極右翼政黨。例如，極右翼分子勒龐創立的國民陣線黨，為了在法國大選中贏得選票，20世紀80年代初便將矛頭指向外來移民，指責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狀況和犯罪率，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長必將改變法國社會的人口構成和文化傳統，是法國社會的痼疾。由此產生了所謂“歐拉伯論”，通過對原本指歐洲-阿拉伯對話的“Eurabia”一詞的曲解，鼓吹歐洲正面臨阿拉伯化與伊斯蘭化的危險，遲早有一天，歐洲將變成“歐拉伯”，巴黎將變成“巴黎斯坦”，以基督教為底色的西方文明將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然而，事實上，目前穆斯林移民人口比例還不到歐盟國家人口總數的5%，這樣的擔憂與其說是杞人憂天，不如說是別有用心。

　　根本而言，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是法國社會現實在穆斯林群體身上的折射。如果揭去其外來移民身份或宗教身份的特殊色彩，對這一問題的表述可能是———“論政治與經濟雙重壓迫下的法國某群體的邊緣化生存狀況及其抗爭”。

　　所謂“文明沖突論”、“伊斯蘭威脅論”以及彌漫歐洲的“伊斯蘭恐懼癥”都是刻意回避問題的實質，以煽動性的言論取代對真相的探尋，以對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的各種無知、武斷、陳詞濫調和負面言論來表達他們的“傲慢與偏見”。然而，如果要他們指明問題的本質所在，他們往往顧左右而言他。

　　宗教因素只代表法國穆斯林移民的一種文化傳統和精神力量，而社會現實才是決定性因素。從所謂“一神教的排他性”、“古老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現代文明與野蠻傳統的對抗”中找不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是歐洲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解決移民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凝聚社會，形成共識，萬眾一心，共渡難關。

　　面對經濟轉型、社會波動，片面強調言論自由的極左翼不可取，因其無益于凝聚社會，實現共識；煽動仇恨與對抗的極右翼同樣不可取，因其做法早已有人嘗試過，只落得身敗名裂。而從整個社會而言，將社會問題、經濟衰退歸咎于某個群體是非常缺乏理智和短視的做法。以將社會撕裂為不同的群體為代價，企圖在更小范圍內維系凝聚力的做法更不可行，因為人為制造出來的次級社會，必將面對被再次撕裂的危險。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