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項由財政部開展的地方債課題研究報告建議，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產法》，從法律上明確地方政府應承擔的債務風險責任，在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地方政府宣告破產，并規定債務重組及債務清償程序，確定上級及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責任。(11月1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在國外，地方政府破產并非新鮮事。比如，2011年，阿拉巴馬州杰斐遜縣縣政府就曾向當地法院申請破產。起因是該縣背負債務達41億美元。在英國、德國、日本也曾出現過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但是，在中國談到政府破產，還真是一個新詞匯。地方政府破產了，政府的臉面放在哪里？政府機構如何運轉？民生利益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破產或許會引發許多擔憂。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地方政府破產不意味著政府機構停止運轉，而是對政府現存的資產進行清算，對政府債務進行清償、重組，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其破產，有利于督促政府承擔債務風險，遵守欠債還錢的底線，挽回政府公信力，不再盲目舉債，其積極意義不可小視。

　　雖說有專家認為，我國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是政府債務是關系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變量，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債只鋪攤子不管還，過分依賴賣地還賬，地方變相融資問題比較突出。出臺《地方政府破產法》很有必要。只有從法律制度上對地方政府舉債進行約束，有效防范地方債務風險，才能保持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避免政府借債不還，傷害政府公信力與民生利益。

　　財政部報告根據國際債務余額占GDP比重均值，結合國家與地方實際，測算出我國2009-2015年地方政府性債務合理規模分別為4.68萬億、5.99萬億、7.22萬億、7.95萬億、8.69萬億、9.51萬億、10.40萬億。但是來自審計署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3年6月，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經達到10.88萬億，明顯超過了上述合理規模。

　　盡管經過國務院批準，部分地方政府被允許自主發債，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只管借不管還，政府財力被嚴重透支，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有業內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債務率已高達150%以上，個別縣市債務率已經超過400%。據《經濟觀察報》報道，不考慮利息因素，個別鄉鎮不吃不喝還債需要400年。如果沒有中央的轉移支付，有的地方政府恐怕早就破產了。

　　在我看來，地方政府熱衷舉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當前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政府為民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需求不斷提高，由于財政資金有限，客觀上推動了政府的舉債需求；二是一些干部為了快出政績、多出政績，不顧現實條件，大肆舉債，大拆大建，甚至拆除新建小區、道路打造形象工程。

　　有報道指出，在我國662個城市、兩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五分之一的城鎮建設存在諸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高爾夫球場”等政績工程，“縣改市”方興未艾，各種開發區建設如火如荼，其主要資金來源是政府負債。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地方毀損綠地、良田建高爾夫球場的報道不斷充斥著我們的眼球。在發展經濟的招牌下，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欠債不還，損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甚至危及社會穩定。為了還債，有的地方沒有錢用于產業結構調整，沒有錢改善民生，還在公共服務中偷工減料，甚至亂罰款、亂收費。

　　面對地方債務風險擴大的現實，聽取財政部長課題組的建議，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把地方政府融資舉債納入法制軌道，允許地方政府破產，很有必要。不過，允許地方政府破產是一種事后補救措施。要防控政府政府債務風險，還要前移監管關口，給地方政府舉債套上法律“緊箍咒”，對地方政府舉債比例、數額進行科學界定，并提高法律制度執行力，治理地方過度負債，防止地方政府舊債未還又添新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