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線明星拍一部劇拿到幾千萬片酬已經不是什么新聞。據說，主要明星片酬占到一部劇總體投資50%以上的相當常見，甚至還有的比例高達70%，可想而知，剩下的錢包括劇本、導演、服裝、化妝、道具、場景，只能怎么湊合怎么來了，因此導致很多劇越來越粗制濫造。11日，微信公共賬號“娛樂on call”爆料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或將于12月出臺“明星限薪令”，對演員片酬進行限制，此政策在總局已進入內部征求意見階段。（11月12日華商報）

　　明星的高薪酬，的確在影響影視作品的制作。但就此把一些粗制濫造的劇集，歸結為明星高薪酬的必然產物，以為限制明星高薪酬就可以提高影視作品的質量，就有些以偏概全、有失客觀。這是因為，首先，明星的薪酬是市場競爭的產物。在市場競爭中，明星的薪酬即明星的票房號召力，一個明星的票房號召力越大，其薪酬就會越高，這是一個基本的市場規律。即便，一些明星的薪酬呈現虛高的態勢，其原因也是市場競爭中的暫時失序或有意炒作，這種失序和炒作在一定時間內必然會被市場所矯正，根本不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進行規范。

　　其次，明星薪酬高并不是作品質量下滑的主因。一部作品有其投資人與制片方，需要請什么明星，能夠請什么明星，怎樣統籌安排才可以保證作品的質量，才能實現資金的節約，這些內容都應該有詳細的預算和計劃。一些作品，因為請了高薪酬的明星便壓縮了作品制作的費用，只能說明這樣的影視制作方缺少基本的預算意識和創作誠意，他們只是想通過明星效應短期內賺快錢，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口碑和形象。這顯然是影視制作方的責任。即便，明星的薪酬降下來了，這些唯利是圖的公司也會本著“節儉”的原則，繼續壓縮制作費，粗制濫造劇一個也不會少。

　　所以，因為影視作品的質量指責明星的高薪酬，根本沒有什么針對性。尤其是，借助行政的力量規范明星的高薪酬，更是給人以權力錯位和亂作為的感覺。在市場經濟下，明星的薪酬是明星價值的體現，一個明星值多少錢是由市場說了算的，而不是由行政力量說了算。即使，行政力量可以依照行情規范出一個明星的薪酬表，但一個明星到底屬于何種等級的明星，其票房號召力到底有多大，有時是很難具體量化的，而且也不會一成不變。此時，行政力量能把每個明星的價值計算清楚嗎？

　　以出演《瘋狂的石頭》時的黃渤為例，當時他的薪酬不會高，但當他因為一部電影一夜爆紅時，他的票房號召力值多少呢？在下一部影片沒有上映之前，這只能是一種市場感覺。而如今，當黃渤的總票房已經累計接近50億元時，黃渤拿個千萬級的高薪到底是不是高薪呢？有人請他，給得起高薪，而且能制作出高質量的作品，這就是良性循環。有人請得起他，但保證不了影片的制作，就必然會生產出影視垃圾，黃渤自己也會考慮接不接這樣的戲。他當然知道自己的品牌值多錢，而且不會砸自己的牌子。這時，行政力量能怎么規范呢？規范得多了，反而擾亂了市場的秩序，讓影視作品的制作更加無序。這顯然就是一種權力之手的濫用。

　　明星高薪酬有虛高的成分，明星高薪酬會影響影視作品的制作。對此，廣電部門或許會著急上火，但就算再著急上火也不能赤膊上陣，而是應該平心靜氣地提供更開放的、更公平的影視作品制作與播出環境，讓市場本身通過市場競爭的規律進行優勝劣汰——那些制作粗糙的作品必然會現出原形；那些價格虛高的明星自然會被擠掉水分。對于這一點，管理部門和社會必須看得清楚。即便，韓國也在限制明星的高薪酬，但人家是通過協會而不是權力部門進行限制的，這依然是一種市場的自我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