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親屬違規營利性行為是解決官商勾結行為中最為復雜、最難監管的一種行為。消除官商勾結，需從制度上將其違規的空間擠壓至零

　　近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開設專欄，通報2014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整改情況，各省市區和相關單位陸續公布了整改情況的通報。

　　此前，《法制日報》記者曾對中央巡視組反饋給21個被巡視省份的問題進行過梳理。結合本次公布的整改情況可以發現，官商勾結問題已成各地整改的重點問題。不少省份表示，要加大對領導干部插手工程項目、家屬子女在管轄范圍內經商辦企業等問題的查處力度。　　腐敗背后多存官商勾結

　　早在2013年第一輪中央巡視工作啟動之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就曾提出了巡視工作的“四個著力”，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著力發現領導干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

　　此后進行的三輪巡視，結果都印證了此類問題的普遍性。

　　在2014年中央第二輪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上，王岐山再次提出，在腐敗問題上，要緊盯礦產資源、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工程項目、惠民資金和專項經費管理等方面的突出問題。

　　據《法制日報》記者盤點，在21個省區市的巡視情況反饋中，談及問題時，被提到在工程建設領域存在腐敗的有15個地區，而在土地開發和礦產資源開發領域中存在腐敗的地區分別為11個和8個。　　而這些問題背后的關鍵鏈條，就是官商勾結。

　　在本次發布的整改情況通報中，關于官商勾結，北京、福建、新疆等多地都有所提及。

　　北京加大對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違規插手工程建設等行為和受賄行為的查處力度。今年1月至8月，立案調查工程建設中違紀案件64件，結案35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5人，移送司法機關8人。

　　新疆對領導干部違規插手干預公共資源交易、工程招投標以權謀私情況進行專項檢查，對違紀違規典型嚴肅處理并公開通報。

　　福建的通報則明確點出了“一些領導干部和商人交往過密”。對于這一現象，福建省委強調，不允許領導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圍和一些不法企業家勾肩搭背，搞錢權交易、以權謀私。

　　親屬參與營利是主要模式

　　在官商勾結現象中，官員親屬違規經營行為是最主要的形式。

　　相關反腐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利用領導干部影響力牟利的行為，是近年來常見的現象，已發展為腐敗的一種特點，成為家族式腐敗的一種形式。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報告則提出，公職人員親屬營利性行為可能助長隱性腐敗和期權腐敗。　　著名反腐專家林喆隨口就能舉出幾個官員親屬違規經營的案例。如曾經當選“2009年中國十大品牌市長”的廣東省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其丈夫、弟弟、小叔子等多人在其轄區經商、辦企業，參與當地工程招投標。

　　此前被曝光的河南省鄭州市“房妹”事件，也是官員利用親屬經營公司牟利的典型案例。

　　“這是這幾年常見的行為。我上次去中紀委開會，他們一個主任講了一句話讓我感到很震驚。他說，案件到了咱們這里，基本上就是家破人亡，意思是一查就發現，家里面很多成員都介入了。”林喆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據她分析，在官員親屬經營的企業中，以房地產最為普遍。“因為房地產是一個暴利的領域，親屬開辦公司后，官員可以在很多環節介入，包括招投標、施工、驗收、登記買賣、檢查等環節，這些環節上他都可以給予照顧。”林喆認為，官商勾結的鏈條就是這么形成的。

　　為了解官員對親屬從事營利性活動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在全國二十余個省份進行了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1464份。結果顯示：有51.2%的官員認為應責令親屬退出營利性活動。剩下的或選擇反對、不清楚或拒答。

　　在本輪巡視問題整改中，清理官員親屬違規經營問題也成為各地工作重點。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對領導干部親屬在其管轄范圍內經商辦企業問題開展專項清理，已有56個專項清理工作機構上報了《領導干部及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專項清理自查報告匯總表》，23000多名領導干部填寫了《領導干部及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自查情況報告表》，目前正在著手進行違規問題的甄別核實，對認定的違規問題要求自行提出整改意見，并責成相關單位和當事人進行糾正。　　海南、寧夏等地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清查處理。

　　將違規空間擠壓至零

　　相關反腐專家認為，顯性的官商勾結如今已有相關法律制度進行約束，而諸如官員親屬違規經營之類隱藏較深的官商勾結行為，應成為接下來反腐工作的重點。

　　2013年年初，根據從20余個省市收集回來的調研結果，田禾帶領的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發布了一份《公職人員親屬營利性行為的法律規制》調研報告。　　報告認為，現行法律對公職人員親屬及相關人員能否從事營利性行為并無直接規定，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只規定了公務員不得貪污、行賄、受賄，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私利，同時規定了公務員因親屬關系而實行任職回避的問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各種新類型受賄刑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具體意見，規定了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　　“特定關系人”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這個意見是迄今為止對公職人員親屬及相關人員行為最嚴厲的處分規定。

　　調研組提出，各種與公職人員管理相關的法規還缺乏剛性和強制力，盡管大多文件規定，公職人員要申報親屬經商情況、在管轄行業就業情況、出國情況，只要公職人員本人不出問題，其親屬仍然能我行我素。

　　由于沒有公職人員親屬信息公開制度、公開程序等規定，公職人員直系親屬和非直系親屬的信息很難被公眾所知，無疑給公職人員親屬“暗度陳倉”從事營利性活動留下可操作的空間。現實中，公眾對于此類行為的監督大多通過互聯網爆料進行，求助于網絡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參與監督途徑。

　　田禾和她的調研組認為，公職人員親屬違規營利性行為是解決官商勾結行為中最為復雜、最難監管的一種行為。因此，從制度上將其違規的空間擠壓至零，才能奏效。

　　林喆也對記者表示，要減少此類貪腐行為，第一要在制度上有所規定；第二是要發動群眾舉報，一旦有舉報相關部門要立馬介入調查，形成聯動。

　　此外，要使當前的規定具有可操作性，林喆認為至少應增加四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監察，由相關監察委員會聯合銀行等，負責審查申報表是否真實；第二個環節是公示，將申報內容在同級間公示，同級收入差不多、又有競爭關系，容易發現瞞報、漏報和謊報；第三個環節是懲處，一旦發現有違規行為，嚴格按黨紀政紀處理；第四個環節是建檔，即建立官員誠信檔案，如有謊報等行為便一一記錄在案，供提拔時參考。”

　　林喆說，按照這四環，年年申報、年年監察、年年公開，讓官員和家人的財產走到陽光下，接受群眾監督舉報，才有可能一步步減少此類腐敗。記者范傳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