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wù)院扶貧辦副主任鄭文凱今日表示，中國貧困問題依然十分突出，貧困程度還比較深，貧困人口不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還面臨著吃水、行路、用電、上學、就醫(yī)、貸款等諸多困難。按照國家的標準，到2013年底還有8200多萬貧困人口，如果參考國際標準，還有兩億多人。（10月14日《中國新聞網(wǎng)》）

　　貧困標準是一個剛性的紅線，扶貧標準越低則貧困人數(shù)越少，納入扶貧范圍的群體面也就越窄；反之，標準線越高則貧困人數(shù)越多，受惠于政策者也就越眾。比如2011年中央決定，將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將納入扶貧范圍。而這一標準在2007年時，是“絕對貧困標準年人均收入低于785元，按低收入標準年人均收入低于1067元”。

　　與此同時，即便扶貧標準進行了大幅度的調(diào)整，卻依然不足世界銀行標準的一半。中國人權(quán)研究會和中國社科院當年發(fā)布的人權(quán)藍皮書認為，中國應(yīng)當將貧困線標準提高到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標準，那么扶貧對象將會擴大到1.5億。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扶貧標準只有世界銀行標準的一半，無以達到國際標準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意味著扶貧政策的成色不足，一方面既有的扶貧人員無以得更多的扶持與救助，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人員被排除在政策的門檻之外。

　　事實上也是如此，由于扶貧標準過低而物價又上漲過快，使得扶貧政策的兜底作用沒有得到發(fā)揮，被扶貧者總是在貧困與脫貧的線上游走，抗風險能力極差，今天可能已然脫貧，到了明天又可能成為貧困者。曾有人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一個貧困家庭因為所養(yǎng)的豬生病而死亡，造成了一千多元的損失，使得預期的收入沒有實現(xiàn)，于是便由預計中的脫貧者繼續(xù)成為貧困者。由此也不難看出，貧困標準的過低讓貧困致富存在著極大的變數(shù)。

　　更重要的是，貧困線的高低其實也意味著公共責任的大小，以及所面臨的任務(wù)的艱巨狀況。如果扶貧成為一個剛性的任務(wù)，那么調(diào)整其標準也就面臨著很大的阻力，而“中國特色”的理由也會讓“國家標準”始終難以調(diào)整，更別說對接近甚至超過國際標準。同時，貧困標準的調(diào)整也意味著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甚至影響整個國民收入水平的調(diào)整，可以說具有“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關(guān)聯(lián)性，自然讓決策者心生顧忌，并保持謹慎的態(tài)度。

　　在這種情況下，在努力實現(xiàn)國家標準的同時，能夠正視國際標準的存在，并承認其所存在的差距，無疑是理念的巨大進步，也讓“以人為本”更具有成色。此意味著，公共政策已然意識到扶貧標準過低，無法讓扶貧政策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也無助于更好的解決和改善貧困者們的生活狀況。只有真正認識到標準的重要性，才能在差距中找到動力，采取更為有效的扶貧措施，而不削足適履式的倒置式扶貧。當扶貧標準成為公共責任標準的試紙后，才能成為民生之福和社會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