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涉劉鐵男一案的前“山東首富”宋作文，近日出現在公眾面前。國慶假期期間，宋作文在山東煙臺出席了龍口市第三屆孝德文化節并致辭。同時，從公開渠道來看，涉及劉鐵男一案的多家企業負責人，目前也基本“安然無恙”。（10月9日《新京報》）

　　行賄與受賄如身與影，沒有行賄就沒有所謂的受賄。當受賄者劉鐵男正在經歷牢獄之災時，而行賄者宋作文卻在紅塵中逍遙，生意照做、財照發，甚至出席孝德文化節并致辭，是何等具有諷刺意味，的確讓人在情感上受不了。

　　行賄與受賄性質相同卻刑罰上有天壤之別，很多人都將其歸咎于法律的缺陷。《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但其第一款又規定：“對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的這些規定，除了賄賂的送與受處罰有別之外，事實上也保留了入罪的空間。如果嚴格起來，按照現行的這些規定，作為向劉鐵男行賄的前山東首富就不會“安然無恙”了。

　　其實，如此立法并非沒有考慮到行賄對權力廉潔性的腐蝕作用，事實上還考慮到了在懲腐執法與執紀過程具體實務中的可操作性。行賄與受賄在職務腐敗是相對隱蔽的類型，在案件的查處中取證具有難度，即便官員承認收受了某人的賄賂，如果沒有具體行賄人提供的證據，便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那么，不管是黨規上的量紀，還是司法上的量刑，這些證據都是缺損的無效證據，所涉的金額不能認定為受賄，而只能作為“不明收入”處理。

　　如此語境下，行賄與受賄同罪，必然會給具體案件的查處帶來難度，試想行賄者交待行賄的事實，把官員送進監獄的同時，也把自己趕進了鐵窗，誰會配合調查？一旦官員東窗事發，恐怕逃都來及。更何況，如果形成了司法氛圍，也會使得行賄與受賄之間的攻守同盟更緊密。正是因為如此，不追究行賄者的刑罰，恰恰是懲腐實務中留出破除腐敗攻守同盟的武器，行賄者做“污點證人”，配合有功，免于處罰；相反，不配合，一旦查實給予嚴懲，顯然，這并不是針對行賄的，而是針對不配合辦案的。

　　“行賄無恙”癥結還在懲腐依賴。這意味著，行賄與受賄同罪修改法條相對容易，但真正落實起來恐怕尤為艱難。受賄有罪，行賄逍遙，并不符合預防腐敗的法治倫理，更不符合社會對腐敗“零容忍”的期待。然而，解決這一悖論的鑰匙并不在于修改刑法，而在于如何擺脫對官員腐敗懲治的依賴。

　　應該來說，官員腐敗追責與入刑的門檻太高才是懲腐難的關鍵，立案有門檻，入罪門檻再高一點，量刑也分不同檔次，非法收入無法全部認定等等，嚴厲追責始終都缺少低門檻的飽和性，即對貪腐真實的“零容忍”，一筆小錢就可以入牢獄，一筆不大的金額就可達到刑罰的頂點。如果不能讓一個證據就把腐敗官員送進地獄，既無助對腐敗的威懾，更無助于給懲腐的具體實踐減負，騰出手來整治行賄者，恐怕也只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