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首先要讓橫向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逐步去替代現行傳統的產業政策，從產業政策的“重點扶植”向競爭政策的“一視同仁”轉型。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中國建立統一市場的實際障礙之一,在于那種為了扶持或限制某些特定產業而制定的財稅、信貸、外匯乃至土地、人才等一系列扭曲市場機制的政策。為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首先需要這種產業政策率先轉型，更多地發揮競爭政策的作用。具體來說，這要求對產業政策進行四個方面的重要改革。

　　一是產業政策“中性化”。在經濟轉軌背景下，我國各級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都習慣產業規劃與產業政策，往往用指向性很強，或偏好性過強、很具體的產業規劃指導或指令企業的投資行動。它的特點是按所有制性質、按規模大小和按地區等非市場化原則對企業進行管理。這種產業政策不經過市場競爭考驗就人為地挑選出“贏家和輸家”，往往成為造成同一市場中對不同的市場主體具有政策歧視、導致企業間不公平競爭的根源。這種有偏向的產業政策竭力鼓勵某些產業發展的行為，在市場競爭中往往演變為危險的“博傻”游戲。

　　二是產業政策“去地方政府化”。這是指產業政策不能由地方政府主導，而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來綜合行使，以保持產業政策對市場調節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因為地方政府作為競爭主體，出于考慮局部利益的邏輯，會運用行政權力鼓勵那些對自己的市場利益有利的企業行為，限制那些對自己的市場利益不利的行為，不可能從根本上出現追求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市場行為。讓產業政策的主體回歸中央政府，才能解決政策平等性的基本前提。

　　三是競爭政策“主角化”。主要指競爭政策要逐步替代產業政策成為統一市場運行的奠基石，成為規范市場公平競爭關系的主導規則。從歷史上看，發展追趕型的國家、干預市場傳統深厚的國家，往往更熱衷于運用和依賴產業政策。主要手段是通過產業政策用政府的力量扭曲市場價格信號，把資源集中投入到自己意欲的“重要”產業中去。這時產業政策往往具有某些高尚的借口，如扶植幼稚產業，培育民族工業，保護國家安全，調整產業結構等等。產業政策在所有國家不是都一無是處、毫無績效，但是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長期實施產業政策為主而不及時轉換到競爭政策為主導的國家，其結果往往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勢力不斷擴張，市場功能高度殘破，產業競爭力薄弱，資源浪費嚴重。

　　四是產業政策“橫向化”。過去產業政策側重于縱向的歧視性甄別，是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根源。按照統一市場建設的要求，應該把重心放到實施橫向產業政策上來，即更多地鼓勵和支持企業間的兼并收購，增加企業的融資來源，為上下游企業間的研發提供更多的產權保護和稅收激勵，鼓勵企業加大在人才吸收和培訓方面的投資，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扶持個別產業和個別企業上。同時，對企業競爭的規范引導，也要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中國的《競爭法》應該賦予政府更高的權力以根除任何反競爭的行為，對涉嫌破壞競爭規則的企業，給予更重的懲罰。

　　綜上所述，建設統一市場呼喚產業政策率先轉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首先要讓橫向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逐步去替代現行傳統的產業政策，從產業政策的“重點扶植”向競爭政策的“一視同仁”轉型，從部門傾斜的政策向橫向協調的政策轉移，以及以市場規制政策與其他政策和制度相結合，來促進競爭、鼓勵創新、促進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

　　（作者劉志彪系全國政協委員，南京財經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