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財稅配套改革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頂層規劃和中央綜合改革領導層的部署拉開帷幕。環境稅制改革是稅改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于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應對環境危機挑戰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大局。環境稅制改革的直接導向是以“稅制綠化”調節經濟生活，激勵經濟活動主體的減排、治污、低碳化發展。具體改革內容既包括排污費的“費改稅”，也包括使已有稅種如資源稅、消費稅更好發揮綠色發展促進作用。

　　中國怎樣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問題，實為一個怎樣把生態環境壓力和污染影響控制在可接受區間內、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問題。現階段，決策層在這方面的意向是非常鮮明的，在發展中強調不能再“GDP掛帥”、不能再落入“GDP崇拜”。

　　要有效地控制污染、減排降污，就應該充分注重法治化背景下的長效經濟手段。政府部門反復實施對企業選擇性“關停并轉”的行政手段，我認為起不了根本性的作用，因為它充其量只能面對有限的企業樣本，而全中國市場主體現在已有六千萬個以上，政府沒有精力去一一決定哪個該關、哪個該停、怎么轉、怎么并。

　　真正能夠作為長效機制來發揮作用的，一定是“經濟手段為主”的路線，即在市場經濟發展運行中，基于利益導向、利益制約的優化，以經濟杠桿、依法“對事不對人”的規范長效機制，促進節能降耗減排治污。這種調節體系中的稅制特別重要，中國迫切需要建立相關的稅收調節機制并和其他必要手段配套。

　　環境稅就是“經濟手段為主”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環境稅改革之外，中國現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就是資源稅改革。在原油、天然氣的資源稅“從價”改革啟動之后，現在看到各有關部門都已表態，在財稅配套改革展開的今年，改革重頭戲中就包括要把資源稅“從價”變“從量”的機制覆蓋到煤炭。這個改革一旦啟動，原來我國一噸煤只要2元多到3元多(只有焦煤是8元)的稅負“無關痛癢”的情況，就會變成“有關痛癢”，調節效應將比較明顯。

　　那樣，在整個產業鏈傳導關系中，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要考慮如何適應情況變化，比拼節能降耗的真本事，如何在市場里擴大份額而取得競爭先機，相關企業就必須千方百計地節能降耗，千方百計地開發有利于節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產品。

　　關鍵性的轉變可帶來的效應，是把這樣一種利益壓力與動力從上游向中游、下游傳導。在中國最主要的基礎能源命脈層面的傳導中，首先是“從煤到電”的傳導，需要電力部門“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勢在必行，這必然要推動我國把11年前就發出的電改5號文件中所要求的電力改革付諸實踐，也對有關部門的電價行政管制實施突破，而不能再久拖不決或在關鍵事項上繼續寸步不動。

　　這樣一個從煤炭資源稅改革切入的經濟杠桿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它會覆蓋整個產業鏈，調節各方利益，從而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并促進節能降耗減排。這種實質性理順資源能源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的整體改造一旦推出，對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以及霧霾式環境威脅的化解，一定有深遠的、長久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