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元林在邯鄲魏縣疃上村老家的宅子已年久失修。

　　即使沒有高速路上的致命一躍，55歲的邯鄲市邯山區原工信局局長崔元林的命運，或許也不會有太大轉折，因為所涉嫌的巨額賄賂，可能同樣讓他“難得善終”，但那蹊蹺的一跳，卻打開了另一扇窗，隨著披露情況的增加，隱藏在暗室中的疑云越來越多。一個小小的工信局長，竟涉至少千萬元，更有傳言稱其貪億元。“小官巨腐”現象背后，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

　　離奇死亡

　　7月12日，“邯鄲一局長在高速路上跳車自殺”的新聞引發廣泛關注。據報道稱，6月30日，一男子從行至青銀高速陜西靖王段的一輛出租車上沖下，“主動”跑向三輛車“尋撞”未遂后，越過護欄，迎上一輛半掛車，被撞死亡。

　　后經證實，該男子就是邯鄲市邯山區原工信局局長崔元林，事發前12天，因為涉嫌受賄被當地檢察機關立案調查，隨后被網上追逃。

　　當地警方從崔元林隨身的物品中，發現了47張銀行卡、13個U盾、4臺筆記本電腦、兩萬元現金及3張不同的身份證。

　　涉嫌貪1.4億元、離奇的死亡方式以及隨身攜帶的物品，很快就引發了人們的關注。

　　據媒體報道。崔元林“高速跳車”死亡后，家屬曾一度質疑，導致他走上不歸路另有原因。

　　齊魯晚報記者從當地一位知情人士處獲悉，離開邯鄲時，崔元林曾開一輛帕薩特轎車，但出事后轎車不知所蹤。事發前，他曾回來與其在當地酒廠工作的“情人”會面，而后出走。

　　涉事的陜西出租車司機稱，事發當天，他拉到了這位“奇怪”的客人，起初說去邯鄲，“后來又改了主意，說是去陜西。”

　　據司機介紹，跳車前，崔元林接到一個電話，隨后突然大量吐血，而后猛擊車窗，下車后“主動”撞車并導致死亡。

　　知情人說，家里人一開始接到告知崔元林死亡的電話時，以為是騙錢的，“這些年他做的事情，從來沒跟家人提過。”知情人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包括他離婚后結識了一個漂亮女人。

　　齊魯晚報記者得到的信息是，崔元林出事后，和崔元林離婚數年的妻子帶著女兒從國外回來為他料理后事。

　　此外，崔元林帶的四臺電腦為炒股所用，“華東某知名211大學的一位教授是他的老師。”知情人介紹，崔元林曾學過經濟金融類專業，對股票精通，“是一個幕后操盤手”。而崔元林攜帶的幾張身份證或為其家人的真實證件，“應該跟他炒股有關。”

　　但不管曾擁有過多少合法或非法的財物，崔元林已沒命再花。一位去過現場的人士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崔元林死時腳上的帆布鞋已經穿了三年，平時為人也比較低調。知情人推測，當時接完“神秘”電話后，崔元林可能意識到自己“活不成了”，但又不想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于是做出驚人之舉。

　　“要不是那么反常，會引起全國轟動嗎？”知情人說，果如其愿，事發后輿論一片猜疑之聲。其家人更是堅持認為崔元林是“被人逼死”的。

　　弄那么多錢想干啥

　　崔元林之死所引發的種種猜測，在當地持續發酵，但崔元林究竟是什么樣的人，當地卻沒有幾個能說上來。

　　齊魯晚報記者查詢發現，涉及邯山區工信局的報道寥寥無幾，多涉及企業服務、安全檢查等，有的只是一兩句話的情況介紹。

　　在邯鄲政府網公開的信息中，除了崔元林個人情況介紹及被評為“優秀領導干部”，“廉政標兵”外，唯一的一條活動信息是在2007年12月，時任工業促進局(即工信局前身)局長的崔元林，帶領第二色織廠、經編廠黨政領導干部，設立6處咨詢臺，向過往群眾發放傳單并接受咨詢，將該區紀念全國第一個中小企業節的活動“推向高潮”。

　　“區級工信局的地位和性質，決定了他平時不可能跟媒體有太多接觸。”一位當地媒體人士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幾年前他因為工作關系采訪過崔元林，當時崔元林給他的直觀印象是，“就是一個一般的領導干部，言談舉止沒什么特別之處。”

　　資料顯示，崔元林1982年畢業于河北農業大學唐山分校，獲得大學本科學歷，學士學位。此后，他分別在邯鄲市郊區農業局和邯山區農村工作辦公室工作，評定為中級技術職稱(農藝師)。在崔元林的簡歷中還專門寫了一句：“時為邯山區唯一大學本科學歷”。

　　“當年是風光，可是出去之后就很少回來了。”7月24日，邯鄲魏縣疃上村一位上年紀的村民表示，參加工作后，崔元林就一直住在邯鄲，很少回老家，所以村里人對他的情況知之甚少，齊魯晚報記者詢問的幾位年輕村民甚至連“崔元林是誰”都不知道，“倒是知道一個局長跳車自殺，沒想到是我們村的。”

　　據介紹，崔家弟兄四個，排行老三的崔元林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但即便如此，他與家人的關系似乎并不怎么和睦。

　　“他倒是有錢，可給你花嗎？”7月24日下午，在疃上村崔元林哥哥家，他的嫂子指著臨街一道有些傾斜的院墻說，他們住的房子已經蓋了十幾年，由于家里條件有限，始終無力翻修，快倒的院墻只能用幾根木頭先撐著。

　　“對弟弟也不大方。”一位村民說，去年崔元林弟弟曾向他借10萬塊，但崔元林沒借，“他弟弟只能向別人開口。”

　　“活著的時候，有沒有錢、有多少錢，跟我們沒一點關系。”崔元林的嫂子反復用一種憤憤的語氣說，“他死了，火化了，把骨灰拿回來。”

　　“有錢賺，沒命花”，這是當地一些人對崔元林的最終評價。

　　7月23日晚，一位當地知情人士在給齊魯晚報記者展示了崔元林最后出事的出租車上的大量血跡、一雙舊鞋和方便面、小面包照片后，幽幽地說了一句，“真是搞不懂他弄那么多錢想干啥！”

　　可能是第二個張海忠

　　當地盛傳，崔元林可能早就知道自己會出事。

　　一位當地知情人士告訴齊魯晚報記者，三年前，邯山區原區長張海忠出事后，崔元林曾不止一次對家人稱，自己可能是第二個張海忠。這句話究竟什么意思，抑或是他察覺到什么，現在已很難知曉。

　　2011年7月10日，時任邯山區區長的張海忠在辦公室突然死亡，后經當地警方確認，張海忠長期抑郁，系自殺身亡，但當地民間認為，張海忠之死跟拆遷及房產開發有關。

　　當時，河北各地展開了一場以“三年大變樣”為口號的城鎮化運動，作為省內“較大城市”的邯鄲，在這項工作中一直名列前茅，邯山區則是整個邯鄲的榜樣，當地遂有“三年大變樣，河北看邯鄲，邯鄲看邯山”之說。對當時火熱的拆遷場景，一位當地商人用“鋪天蓋地”形容。

　　能在這座老工業城市的核心老城區，將難啃的拆遷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張海忠的能力曾得到上上下下的認可，就在眾人以為他即將高升一步時，張海忠卻突然離世。

　　“當時很多人接受不了，即便到了現在，民間還是有不少人認為他的死另有原因。”談及此事，前述知情人表示。在他看來，很多人之所以將張、崔之死相聯系，除了他們的死亡經過“讓人感覺奇怪”外，更多跟二人出身及經歷有關。

　　齊魯晚報記者輾轉獲取的資料顯示，張、崔二人老家均是邯鄲魏縣，張海忠的老家魏縣西南溫村距離崔元林老家疃上村，只有約5公里。

　　二人工作也有交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幾年中，二人曾同時任職邯鄲市馬頭鎮，當時張海忠為鎮黨委書記，崔元林為副書記。1998年之后，張海忠調到邯山區，先后任副區長，區長，崔元林則于2002年到邯山區民政局任職，約兩年后調任邯山區工業促進局任一把手，一直到53歲退休。

　　“這么多重合的信息，不由得使人們對他們的關系產生聯想。”前述知情人稱，不過他認為將二人簡單類比并不合適，因為民間對張海忠的認可度很高，而崔元林則涉嫌受賄，“應該不是個好官”。

　　與土地扯上關系

　　無論如何，兩人的死亡都繞不開的，那就是土地。

　　作為一個主要分管轄區內企業的工信局原局長，崔元林又如何跟土地扯上關系呢？

　　“這和他分管的企業有關。”據對工信局工作有所了解的一位當地知情人士透露，邯山區工信局前身之一是中小企業局，曾接收過不少市屬企業，“那些老企業一破產，不就有地了嗎？”

　　齊魯晚報記者獲取的文件資料顯示，2004年，就有17家市屬企業被下放到邯山區工業促進局，這些企業的共同特點是：經營不善，絕大多數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

　　上述資料顯示，邯山區工業促進局根據企業情況，進行分類管理，促使其中一些企業“盡快進入股份制改造或者破產程序”，“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進程，全力盤活人才、土地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年大變樣”的大背景下，2009年，邯鄲市針對位于主城區的一些工業企業，還曾出臺過“退城進郊”的文件，目的就是“確保實現主城區工業企業全部搬遷”。在此之前，邯山區工業促進局2008年工作展望中，還曾提出要從直屬企業中謀劃6家退城進郊企業。

　　從目前齊魯晚報記者掌握的資料來看，至少到2011年，這項工作便已經有了“成果”：在2012年邯山區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時任邯山區發改局局長王國慶在總結上一年度工作時宣布，“經編廠、第二色織廠、第九塑料廠依法破產。”而這些企業原本都為邯山區工信局所屬。

　　從現有材料看，原本掌管企業的工信局，在處理這些企業遺留問題時，逐漸掌握了部分土地的情況。

　　彼時，正是中國房地產鼎盛時期，土地成為開發商競相追逐的“香餑餑”，在“三年大變樣”的刺激下，邯鄲市更是掀起了拆遷改造熱潮。

　　潛規則

　　值得一提的是，崔元林涉嫌的一項受賄行為，正發生在2011年。

　　公開報道顯示，2011年，為征得一塊土地，開發商向時任邯山區工信局局長的崔元林行賄1000萬元，后又繳1.3億元土地出讓金，崔元林出事，或與出讓金有關。

　　“這在業內幾乎就是一個潛規則。”中部省份一名縣級政府工作人員對齊魯晚報記者分析，開發商特別是外地開發商的土地出讓金可以讓他人代繳，而這之中其實存在著巨大的灰色利益空間。

　　目前成熟地塊的出讓，按現在的機制，是由國土部門報政府主管領導，商議地價后進行招拍掛，這樣形成的價格，即為“標底價”。

　　“開發商一般把錢給某個人(多為熟悉情況的領導)經辦運作，并許以好處，由此人與國土部門打交道，并以開發商的名義參加招拍掛。”前述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分析，這樣一來，拿下地的把握無形中就大了很多。尤其是經辦人熟悉該地塊的情況下，把握就會更大。

　　“所以在土地拍賣現場，你所看到的參拍企業，只有一家是真正拿地的，其他基本都是陪標。”這位工作人員說。

　　類似潛規則此前早有報道。華夏時報2009年的一篇報道中，援引一地產人士的話分析認為，政府需要招商引資，即使定向招拍掛，也是情有可原，而開發商需要利益最大化，雙方一拍即合，“這是法律真空地帶”。

　　具體到崔元林而言，齊魯晚報記者從當地知情人士處獲悉的情況是，他之前應該曾幫該開發商成功拿地，但開發商并未給他許諾的好處。于是，當開發商再次給錢讓他拿地時，“他理所當然就認為自己應得到好處”，最終導致鬧崩。

　　當地檢察院在事發后的一篇通稿中稱，目前“尚無證據表明嫌疑人涉案金額1.4億多元”。7月25日上午，齊魯晚報記者再次就此案聯系邯山區檢察院時，一位負責宣傳的工作人員表示，“案件仍在偵查。”(文/片 本報深度記者 劉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