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兩條重磅消息先后公布。一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正國級官員周永康落馬，一則是中央決定今年10月召開四中全會，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與此同時，今年第二輪中央巡視工作正式啟動的消息發布。引人注意的是，此輪巡視將實現十八大后中國內地31省份第一波“中央巡視全覆蓋”。

　　幾則消息看似巧合，實則蘊含著治國理政的必然。

　　◎本報特約評論員吳春山

　　從抓作風切入，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再逐漸由治標到治本，由治黨到治國。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著重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怎么治？其時，這個問題人們似乎并未深想。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治就是法治。

　　事實上，當習近平總書記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全黨必須警醒起來”“打鐵還須自身硬”時，人們似乎并未過深理解這一宣示的用意與深意。

　　其后，從中央政治局八項規定的出臺，到反“四風”的全黨興起；從一大批違反黨風黨紀的干部受處分，到一批老虎級官員落馬，直至以周永康落馬為節點掀起反腐風暴的高潮，再到宣布四中全會主題“依法治國”，人們才回過味來，原來這一切的行進都可謂有板有眼、極具章法，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早已作出了治國理政的價值排序。

　　今天，這個治理理念已經清晰，這條治理脈絡已然明澈。這個治理理念就是，依法治國必先依規治黨，治黨又以抓作風為突破口。這條治理脈絡就是從抓作風切入，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再逐漸由治標到治本，由治黨到治國。如此循序漸進，中國夢、現代化大業就有了最堅實的奠基。否則，可能會空有一番愿景，到頭來不過鏡花水月。

　　當弄清了治國理政的脈絡之后，我們發現，法治是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把反腐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乃是十八大以來反腐敗的一個鮮明特點。而巡視制度則是十八大以來著力強化的制度反腐。

　　巡視制度在黨的歷史上早已存在，但它的剛性約束、常態化卻是始于十八大。如果說反腐法治化是一種理念的主張與奉行，那么巡視制度就是把這一理念付諸實踐的一個重要路徑。因而，在討論巡視制度如何助力依法治國前，有必要進一步厘清反腐法治化對于依法治國的作用與意義。

　　法治作為一種理念和目標，應是通行的價值準則。如果說依規治黨為依法治國奠定了基礎，那么反腐法治化則踐行了依規治黨的精髓。法治的要義是什么？一切以黨紀國法為準繩，一切由黨紀國法說了算。不論是誰，不論權有多大，位有多高，只要違反黨紀國法，就會被繩之以法紀。

　　從各地一大批群眾身邊的干部腐敗問題被糾治，到一批省部級領導干部被懲治，再到副國級、正國級官員落馬，事實一再證明，反“四風”、反腐敗沒有暗角、禁區，沒有“刑不上大夫”一說，沒有退休進入“保險箱”之例，沒有凌駕于黨紀國法之上的人，沒有不受黨紀國法約束的特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反腐才真正稱得上法治。

　　而十八大以來，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四風”、反腐敗風暴，巡視制度的常態化可謂功不可沒。

　　前兩輪巡視11省份，已有10省份“老虎”落馬。反腐敗、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嚴明政治紀律和干部選任，是巡視的“四個著力點”；“劍指突出問題，特別是對十八大以后不收斂不收手、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問題線索，以形式主義反對形式主義，頂風違反八項規定的問題，以及買官賣官、帶病提拔等問題”。如此亮劍，使巡視制度成為發現歪風邪氣、發現腐敗問題的一條制度渠道，也成為社會公眾敢于反映問題的一條“合法”渠道。

　　的確，當巡視制度發揮了剛性力量，就不僅震懾了潛在的腐敗分子，也激勵社會公眾去反映問題、揭露問題。當這個合法的渠道暢通、高效，那些通過微博曝光、網絡揭短之類的渠道就會失去光芒。畢竟，后者雖然為民眾伸張正義提供了途徑，卻也同時為那些誣告圖謀者提供了方便。在這個意義上，巡視制度的剛性，也是制度反腐的體現，是反腐法治化的體現。這種剛性，一個突出的優勢正在于，對腐敗分子可以實現精確制導、精確打擊，而避免誤傷無辜。

　　當巡視制度發揮了剛性力量，就不僅震懾了潛在的腐敗分子，也激勵社會公眾去反映問題、揭露問題。

　　依法治國主題的適時揭幕，不僅僅是反腐敗這一端，更將意味著發展的中國，將在更大空間里實現夢想。

　　一批腐敗分子被清除，是治標的顯著成果。法治化的遵循，則為治本積累了經驗，不僅為治黨明確了理念，也為治國奠定了基礎。在相當意義上說，這一年多的反腐成果與反腐法治化實踐，是依規治黨的體現，為推進依法治國構筑了重要前提、提供了重要保障。

　　法治是一種信仰，前提是要有信仰的人；法治是一種準則，前提是要有認同和遵從的人。要推進依法治國，就必須鍛造信仰法治、有法治思維、以法治為方式的領導干部隊伍。從巡視制度常態化到反腐法治化，實踐

　　已經告訴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在法治化的軌道內行事，必須廉潔從政、奉公行事。至此，把治國理政的重點轉到依法治國上來，可謂水到渠成。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反腐敗就告一段落，就將成為過去式。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不會改變，反腐敗的治本之策還將更密集地出臺。從三中全會的改革力舉，推行簡政放權，到四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從反腐的角度看，恰恰是為反腐敗的治本不斷開掘源頭活水。

　　而在發展進程中，依法治國主題的適時揭幕，不僅僅是反腐敗這一端，更將意味著發展的中國，將在更高層面、更寬領域、更大空間里實現夢想。正如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的，“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可以說，未來的中國，將在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下，展示更美好的圖景。

　　如是，四中全會后的“法治中國”令人憧憬與期待。

　　□縱論

　　短短一周讀懂打虎與改革配合的節奏

◎本　　報特約評論員徐立凡

　　整個7月到8月初，“反腐”在中國的政治語言中達到空前熱度。周永康等6名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官員的落馬被查，不僅延續了一年多以來的反腐節奏，更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誓言賦予了空前的嚴肅性。伴隨落馬官員名單的，還有處理方式的豐富。對官員違法違紀行為的白描化陳述以及降職處分，凸現了國法和黨紀并舉，反腐機制完全發動的態勢。

　　無論從最高層對反腐形勢的嚴峻判斷還是從普通百姓的切實感受看，改革開放以來最不妥協、最為持續的反腐行動，都是應有之義。

　　除積弊之害，需要與改革開放相伴隨。因為，失去這種警覺和自覺，國家和公眾利益就可能陷入被無由置換的風險中，要么以粗暴方式，要么假以種種假崇高之名；失去這種警覺和自覺，相似的事件就可能循環反復，歷史已經一次次提供了這樣的鏡鑒。反腐容不得暫停，反腐沒有句號，這樣的表達，既是基于對現實的判斷，也是基于對歷史的認知。

　　仔細觀察反腐外在及內涵的變化，還可以發現，反腐并非單兵突進。在更大的格局中，反腐是“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頂層設計”的組成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組成部分，而其被賦予的職能，應是擔當改革的蓄電池和助推器。

　　改革需要破局，才能開局。破局破的是不愿變革甚至阻礙變革的利益舊局。不持續反腐，舊的利益格局就會以種種方式進行軟硬抵抗。違法違紀者，其行為即與中央不一致，而一時權傾朝野呼風喚雨者，如果陷入舊局中，就更易成為改革路障。就此而言，反腐不僅是繩之以黨紀國法的懲罰性措施，更內含清除改革障礙的協調性邏輯。

　　因此，當我們在這個火熱的夏季，發現一系列足稱歷史性改革措施同時跟進時，就無須驚訝了。短短一周內，我們看到，中國取消了農村與非農的戶口區別，二元化的社會治理模式即將徹底轉向時，看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專題討論依法治國時，看到對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實行經濟責任審計時，已可得出結論，反腐和改革是相互依存、并肩而行的關系。作為難度極大涉及面極廣的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深入到了社會治理的肌理內；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部分，依法治國涉及到了治理基本思維的優化；作為反腐機制化的重要補充，對在任領導常規審計豐富著反腐的層次。推進的事務有大有小，有前有后，但縝密的制度設計和果斷的行動力，極其鮮明。

　　反腐爭取著普通民眾的情感，蓄積著改革應有的共識和能量；改革爭取著公眾的利益，捍衛著國家的前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同時，中國政治也在進入新常態。毋庸諱言，改變的過程還有跌宕起伏，但我們確乎將長期感知這種改變的熱量。

　　□延伸

　　從遠古走來的巡視監察至民國失去本來面目

　　◎本報特約評論員陶短房

　　在中國，巡視制度起源很早。

　　遠古時代，職官設置很不完備，巡視領土內的使命只能由君王承擔。史載夏禹以“禹貢”劃分九州，中國首次出現地方行政區劃的概念，而擁有地方行政區劃，則是建立正規巡查制度的基本條件。《周禮》中規定了天子的“巡查之制”，但實際這樣做的君主并不多。

　　在中國歷朝歷代中，將君王巡視當做定制，并貫徹始終的朝代，只有契丹人建立的遼朝。

　　由專門機構負責巡視的制度，則萌芽于戰國，成型于秦漢。秦滅六國后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每郡設監御史一名，對中央監察主官——御史大夫負責，監御史制度就是地方巡視制度，而中樞根據巡視結果獎懲官員的機制，則稱為“上計”。漢代大體沿用秦代地方監察、巡視機制，漢武帝一度設立直屬于自己的地方巡視專員“繡衣直指使者”，這些人官職不高但權力很大。漢武帝后期，將全國劃分為“十三部州”，每個部州設刺史一名，負責巡視、監察所在部州，其權力主要涉及監督吏治、司法、官員任免、官員風紀等，無權干預地方行政、財政、軍事。隨著中央權力的日漸削弱，刺史地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自東漢末年起，“部州”演變為比郡更高一級的地方行政建制“州”，刺史也從巡視、監察官員，演變為地方行政主官。

　　巡視制度在唐代和官員考核體制結合起來，負責地方巡視考核的“使臣”級別不高，卻有權給各級地方官“打分”，這些“分數”可左右地方官升黜獎懲。宋代在地方州、府、軍、縣普遍設立“通判”一職，主要職能是巡視、監督所在地方。

　　金代一方面派遣監察御史坐鎮地方巡視屬地，另一方面派遣巡查御史巡視各地，二者互為補充。為避免裙帶作風，規定御史必須年滿六十，且奏事時其他官員一律回避。

　　元代劃分了22個“道”作為專門的監察區劃，每個道設“行御史臺”，作為中央派出之巡視機構，每個行御史臺設8名肅政廉訪使，作為道內巡視之專官，其中兩人輪值留守，另6人分別巡視各地。

　　明代在中央設立都察院，分設十三道，共設監察御史110名之多，兼有糾察中樞和巡視地方雙重職能。監察御史級別很低（正七品，和縣令平級），但權力很大。

　　清代基本沿襲明代制度，設立都察院和十五道監察御史，和明代不同的是，清代負責巡視的監察御史出現了專業分工，分為巡按（督查吏治）、巡漕（督查漕運）、巡鹽（督查鹽務）、屯田（督查屯田事務）、提學（督查各地學政）、茶馬（只在少數邊疆地區設立，督查和少數民族部落間的茶馬交易）。

　　民國時期由于南北對峙、軍閥割據和連年戰爭，雖有監察院的建制，但并未充分發揮地方巡查、監督的職能。至于北洋時期委任的“巡閱使”“道尹”等職務，實際上成為軍政合一地方主官的頭銜官稱，“巡查監督”的職能當然也在行使，卻早已和行政、軍權“三合一”，失卻了專職巡視官員、體制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