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當前尤其需要重視發揮資本市場的獨特作用。滬深股市持續低迷已達6年之久，且不說與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大局根本背離，大大拖了經濟增長、轉型升級和民生改善的后腿，股市事實上已陷入被嚴重邊緣化的窘境。因此，當務之急是把股市激活，凝聚人氣，提振士氣，重樹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的信心，進而帶動投資、消費的增加，并推動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真正使股市釋放財富效應、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上半年我國經濟7.4%的增長率多少讓人松了一口氣。下半年將如何走才能實現“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是否還會像上半年這樣有驚無險?宏觀調控的著力點該放在哪些方面?懸念依然不少。我以為，要想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的目標，須著眼于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嚴峻現實，重視穩定經濟增長的短期和中長期預期，主動作為，統籌施策，精準發力，及時采取一些新的調控思路和有別于往常的舉措。就目前的情形而論，穩定房地產投資和重視發揮資本市場的獨特作用是兩個能牽住牛鼻子的著力點。

　　穩增長，首先就是要穩投資，而穩投資離不開穩定房地產投資。上半年房地產市場表現萎靡，投資增速14.1%，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3.2個百分點，“崩盤論”、“拐點論”甚囂塵上，市場短中長期預期均較為悲觀。看趨勢，下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過快勢頭不會變，仍是拉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乃至整體經濟增速的主要負面因素。必須看到，房地產市場持續蕭條，將會引發上下游產業鏈凋敝、投資放緩、失業率增加等問題，嚴重時更將危及社會穩定。所以，在今天，房地產已不單純是經濟問題，而更是民生問題。盡管近些年來部分地區房價上漲較快，但考慮到我國的獨特國情和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房地產市場并不存在全局性的泡沫，所謂全面崩盤實屬聳人聽聞之論，過度悲觀論并不可取。

　　穩增長，需要對房地產市場相關政策進行微調，盡快穩定并改善市場過度悲觀的預期，著力引導樓市合理需求有序釋放，盡可能延長和平緩房地產去存貨的過程，讓風險的釋放更自然、平穩，全力避免房價的大起大落，避免樓市的劇烈波動對就業和民生、地方財政及銀行資產造成過度沖擊，減少對于實體經濟的損害。鑒于房地產市場供過于求的現狀，現在需轉變房地產調控思路，從前期一味抑制需求、增加供給，轉向適度支持剛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適度控制供給過快增長。

　　眼下商業銀行已大幅收緊了對房地產的貸款業務，未來需要重視房地產業資金供給不足的問題，可考慮適當放松對于上游房地產開發的貸款，避免資金鏈的斷裂所引發的結構性乃至系統性風險。同時，繼續鼓勵支持首套、中小戶型住房的消費，優先滿足此類消費者的貸款需求。逐漸淡化行政性限制手段的運用，鼓勵支持部分供需矛盾并不突出的城市放松限購、限貸、限價，讓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作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逐步放松落戶限制。盤活存量，適當減少土地供給，適當減緩棚戶區改造和其他類型保障性住房的投資力度，防止供需缺口進一步擴大。

　　穩增長，當前尤其需要重視發揮資本市場的獨特作用。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滬深股市持續低迷已達6年之久，且不說與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大局根本背離，大大拖經濟增長、轉型升級和改善民生的后腿，股市事實上已陷入被嚴重邊緣化的窘境。因此，當務之急是把股市激活，凝聚人氣，提振士氣，重樹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的信心，進而帶動投資、消費的增加，并推動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真正使股市釋放財富效應、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為此，未來需要盡快落實資本市場新“國九條”，進一步完善股市發行、退市、交易和投融資制度，改革股指期貨套保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分紅、監管制度;大力倡導上市公司及其股東回購股票，支持鼓勵各類境內外長期資金入市。在市場交易制度建設方面，考慮重啟T+0制度，減免交易印花稅，以此扭轉市場頹勢，讓資本市場重新發揮出在促進消費、優化投資、調整結構、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和國有企業改革、改善融資結構、緩解間接融資風險、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政策層面來看，宏觀調控應堅持“中線思維，區間管理”，對經濟增長、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等分別設置過熱和過冷的區間預警指標，每年所確定的經濟運行預期目標應被視為調控的中線，而非“底線”或“下限”，并在每一年視具體情形適當微調。

　　只要宏觀經濟在目標區間內運行，沒有觸及“上限”和“下限”，就應保持政策穩定，保持戰略定力，提高對增速放緩的容忍度，不應為了經濟一時波動而采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這能這樣圍繞中線調控，就會給市場主體更加明確的預期，能使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更富彈性，調控也就因此能更加主動、靈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使“保增長”能從根本上擺脫疲于奔命的被動應付局面。

　　在政策工具上，為適應中國經濟正在向新常態演進和過渡的狀態，當前的宏觀政策也需有新的政策框架和政策調整，宏觀調控理念和思路的創新也要成為常態。

　　宏觀調控不能光靠貨幣政策單打獨斗，貨幣政策畢竟還是總量政策，資金定向流動很難監控，在調結構上效果有限，因此，不宜過于細化定向到具體行業或投資項目。未來應更多運用財政政策手段。結合稅制改革，應采取更大力度、更加全面的減稅，真正體現財政政策積極的取向。自我國經濟轉向中速增長階段以來，盡管社會各方要求減稅的呼聲很高，可看起來管理層似乎并太看重減稅政策，總將希望更多寄托在調整貨幣政策以刺激和穩定經濟上。結果，就是眼下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格局。鑒于國家層面債務率仍舊處于安全可控的水平內，筆者以為，中央政府可考慮適當增加赤字規模、提高赤字率，將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逐步有序地轉移到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全面重組債務。此外，財政政策中還有很多效果很好的結構性工具，應當適時出手。比如：給服務業減稅，給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小微企業的資本支出以貸款貼息或壞賬準備金補貼的方式給予支持，以定向減稅、減負、貼息和財政補貼等方面的政策，給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小微企業以實質性的支持，等等。

　　只要能使積極的財政政策真正積極起來，相信就能很好地兼顧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控風險和惠民生等多重目標，應該可以很有信心地交出一份較為理想的全年經濟發展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