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將至。在中國共產黨誕生93周年之際，對于黨所走過的28年革命歷程和65年執政之路，人們再一次傾注熱情和關注。

　　記得建黨90周年前夕，有兩種聲音引起過一點波瀾——一是講爆發“五四”的年代，也即上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民國”，“那是一個什么時代？”說那是一個“魅力無限”、繁華祥和的年代，是一個政治寬松、思想活躍、經濟繁榮、社會多元的“好時代”……

　　“聲音”那樣華麗，文采那么飛揚，然而人們卻有了不解的狐疑——1919年是個什么樣的“時間窗口”？正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準備時期”。那時的“民國”，究竟是“魅力無限”呢，還是一個對外喪權辱國、內部軍閥混戰，以至于國弱民貧、一片衰微破敗的社會？也有評論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代回顧，而是涉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前提，涉及黨成立的歷史必要性和時代必然性。不是說“五四”為黨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準備么？如果“五四”前的中國，那么“美好”，那么令人神往，為什么還要有“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與此同時，還有一部歷史放在我們面前，似乎與“魅力論”正好相左。這篇名為《海原大地震》的長文，回顧了1920年發生在地廣人稀的西部荒原的海原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27萬人的死亡，超過人口稠密的唐山大地震，是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數的3倍。造成如此慘劇，除了當地人民普遍蝸居“土穴”、大批災民被“捂死”外，北洋政府無力救災是基本原因。震后一月，甘肅省長才發“十萬火急”電致中央政府，國務總理吳佩孚無動于衷，大總統徐世昌勉強捐了一萬大洋。縣衙門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震區官府全部癱瘓。北洋政府置若罔聞，震中人民叫天不應呼地不靈，賑災組織僅僅收到3.1萬大洋，瘟疫惡疾接踵而來……

　　讀了洋洋數萬言的《海原大地震》，人們又看不到“民初”的那一點“魅力”了，反而證明那是一個政局動蕩、軍閥混戰、國力匱乏、奇災浩劫的年代。也許由于軍閥政府的無力管治，社會的某些方面出現局部短暫的寬松、多元，但總體上說，中國人民承受著天災人禍交替的“世紀苦難”。這似乎才是歷史的真相和本質，是“五四”之所以爆發、共產黨之所以應運而生的歷史根據和社會前提，更是中國之所以“選擇了共產黨”的那種歷史必然性！

　　歷史雖然復雜，卻不是沒有規律可循；歷史固然“多元”，但并不是雜亂一團。歷史當然要“兩面講”，卻也要講“基本面”。同樣的，我們面對一個半世紀的近現代史尤其是百年黨史，要避免片面性，尤其要防止走極端。

　　比如說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近年以來，關于歷史，有不少新發現、新“說法”，過去的歷史研究，有過一些不夠真實甚至“左”的東西，這是必須糾正的，所以要全面、持中，但也要防止在極端上跳來跳去。例如過去只講“摘桃子”，無視國民黨軍隊的抗戰，近年來又只講“正面戰場”，全然不講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中的核心作用，全面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武裝斗爭的戰略作用，甚至編造毛澤東在延安提出過所謂“一分抗戰、九分發展”的“戰略方針”，這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此外，黨的路線、政策和策略，在新情況下發生一些重大變化甚至改變，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用今天的政策去否定昨天的歷史。

　　又比如“細節”與“本質”。細節是重要的，但細節不能任其“孤證”，細節更必須真實。我們不能為了將一個張靈甫捧到天上，就只講他的“柔情似水”，不講他的槍殺其妻，不講他將抗日的共產黨將領砸棺鞭尸，更不能為了證明他的“忠義”，而硬說孟良崮上不是被“擊斃”而是“自殺成仁”。同樣的，不能為了給張國燾這樣的叛徒“正名”，而編造借祭黃陵倉皇叛逃是什么人“所逼”的“細節”，甚至將王明、張國燾落寞后講的“故事”，當成是信史來篤信不疑。

　　再比如“局部”與“全面”。歷史人物往往具有“兩重性”，有的還是“兩面人”呢，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尤其不能忽視人物的“基本面”判斷。例如一個馬步芳，只說他有過一點“善舉”，如興辦教育，禁止毒品，綠化過環境，“簡直成了圣人”，而對于他罕見的荒淫無度，“除生我、我生者外無不奸”，尤其是活埋彈盡糧絕的西路軍六千人，還用軍毯包裹紅軍尸體飛運南京領賞，卻一字不提了，這還有公論么？又比如一個“收租院”，確有“藝術創作”痕跡，可以揭秘返真，但只講劉文彩濟過幾次困，辦過一所學校的“善”，而不講他的盤剝之“惡”，更矢口不談這位“中將清鄉司令”手中包括共產黨員蕭汝霖等9條人命的史實，這樣的“一邊倒”，就令人懷疑。至于只講一個民初的窨井蓋用到了今天，不講那時中國連一顆道釘都造不出來，只講一本民國的教材多么精彩，而不講那時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5%，就更是一葉障目了吧！

　　對于這種“極端化”，我們也不要“走極端”，輕易地朝“醉翁之意”、“項莊舞劍”上想問題。我寧可認為，這是一個思想方式的誤區。我們讀歷史、看問題，一是要兩點論、兩面觀，非黑即白總不行，二是既要講重點，又要有“度”——過猶不及，“真理走過一步”，就會步入旁門。尤其不能用今天的走極端來作為對于過去走極端的“懲罰”，這只能使我們在兩端上跳來跳去。哲學是門“明白學”，辯證法更是“公道論”，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更不能輕妄。（此文轉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