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謀取私利，江西萍鄉市湘東區陶瓷工業園園區干部、鎮長助理、村委干部三級勾結，在征地丈量、簽訂協議過程中，虛報征地面積１０余倍，大肆套取國家征地補償款。

　　村主任指示虛報一塊山嶺：“弄點錢花花”

　　今年４月，江西萍鄉市檢察機關披露了一系列涉及農村征地拆遷的腐敗案件。其中，在萍鄉市湘東區陶瓷工業園建設的征地拆遷過程中，園區、鎮、村三級干部合謀，制作虛假征地協議，套取征地補償款９０余萬元。

　?。玻埃埃鼓?，工業園區在湘東區下埠鎮大陂村開展征地拆遷，根據安排，村主任王某南及其他村干部協助進行丈量土地、簽訂協議等工作。王某南對副村主任施某昌表示，要虛報一塊山嶺，“弄點錢花花”，施某昌當即同意。二人商議，由王某南負責疏通關系，聯系其他人完成虛報土地套取補償款，施某昌負責丈量土地。

　　王某南找到村支書李某春、鎮長助理雍某、園區負責征地登記的張某國，他們串通好后，利用征地丈量、簽訂協議過程中無監管的漏洞，竟將原本８．８９６畝的征地面積虛報為１０３．８９６畝。

　　與王某南等人相比，下埠鎮杞木村原副村主任王某云、杞木村龍灣小組長李某芳與陶瓷工業園干部胡某的做法更為簡單。２０１０年，他們虛構征用李某芳土地６２畝的協議，并將協議與其他征地協議一起送往工業園按正常征地程序辦理手續。此后，胡某和王某云又以不同人的名義簽訂虛假征地協議５份，套取補償款１０余萬元。

　　萍鄉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唐震說，因為部分農村財務管理制度混亂，收支管理不嚴格，且農村干部變動頻繁，誰當干部誰管錢，無賬目的交接和財務公開，導致在土地征用補償款的申報、領取環節的窩串案頻發。

　　一人貪腐多人效仿，抱團聯手作案

　　記者調查發現，由于征地補償工作程序比較復雜，涉及補償物的種類、性質各有不同，需要各環節相互配合，而這之間又缺少必要的監督。因此，園區、鎮、村干部形成利益共同體，采取聯手作案、集體合謀的方式，利用各自分管具體工作的職務之便，相互勾結侵吞國家征地補償款。

　　“法不責眾”的想法往往會導致“一人提議，多人附和；一人貪腐，多人效仿”，貪腐窩案串案頻發。在王某南一案中，便是村支書、村主任、副村主任、鎮長助理、園區工作人員等聯手作案。

　　辦案人員發現，在土地、房屋拆遷補償環節，若有一個村子多報、虛報面積，其他村便可能效仿，并且這種行為會逐漸向周邊相鄰鄉村蔓延，形成特定地域大面積的侵吞補償款現象。

　　“部分干部法律意識淡薄，貪財心切，其作案手段簡單直接，犯罪中智力因素參與較少，有的甚至是集體研究，明目張膽地從事犯罪活動。”萍鄉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熊亮表示，在農村土地征用拆遷過程中，犯罪手段主要表現為在申報環節采用虛報面積、虛列名單非法騙取和侵吞補償款。此類案件作案時間跨度大，少則一兩年，多則五六年，且重復作案、多次作案。

　　據辦案人員介紹，自２００６年以來，在陶瓷工業園區的征地拆遷過程中，連續發生多起虛報征地，套取國家征地補償款腐敗案件，９名相關干部被查處。

　　“發生在農村的腐敗案件說明，國家對基層權力的監管還存在漏洞，致使征地程序不公開、農村村務不透明。”江西社會學學會會長王明美認為。

　　村干部權力過分集中，拆遷單位與土地主管部門缺乏互動

　　“農村土地征用中的職務犯罪危害大，有的甚至引發群眾集體上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熊亮介紹，由征地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上訪事件已經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現象，反映村干部貪污腐敗的舉報信件也大多集中在征地補償環節。

　　權力過分集中，存在監管盲區，是基層干部敢于貪腐的首要原因。王明美認為，在基層農村，辦事權力集中在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等個別人或少數人手中，有的村干部甚至集黨支部、村委會、村企業大權于一身，這使他們作案時如魚得水、有恃無恐。一些知情群眾懾于這些人的權勢，敢怒不敢言，害怕招來報復；同時，來自上級部門的監督無力，縱向監督軟弱。

　　在征地拆遷系列腐敗案中，拆遷單位與土地主管部門缺乏互動，對上報的土地信息沒有認真核實，甚至沒有相關復核程序，而是直接將上報補償金予以發放，導致村干部和相關人員勾結貪污有機可乘。

　　辦案人員介紹，由于上述特點，目前在退耕還林、移民安置、農田水利、電網及飲水改造、村莊整治、扶貧開發等工作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村官職務犯罪現象。

　　唐震認為，應健全農村土地征用拆遷環節資金監管體系和土地征用制度，制定農村征地補償工作管理辦法，明確征地管理和監督的責任主體、監督措施、責任追究等，為農村征地補償工作提供制度保障；還應圍繞土地開發領域、涉農領域等民生領域，建立健全職務犯罪風險預警機制，有效發揮查辦案件的懲戒治本功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