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城市用電腦隨機派位，即“搖號”來應對公共資源分配難題

　　“號”，還得“搖”多久？

 天津市小客車總量調控搖號儀式現場，工作人員展示隨機抽選的號碼。新華社記者 張晨霖攝

　　購私家車“搖號”、保障房分配搖號、入學資格搖號……近年來，一些城市用電腦隨機派位，即“搖號”政策來應對公共資源分配難題。對此社會各界一直存在爭議。這是現階段解決公共資源供需失衡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嗎？對于公共資源分配，“機會均等”和“結果均衡”哪個更重要？有沒有比“搖號”更好的辦法？

　　■公共資源供不應求

　　——“搖號”是現階段公共治理的“不得已而為之”

　　今年5月1日起，繼上海、北京、貴陽、廣州、天津之后，杭州成為第六個用汽車限購治堵的城市。《杭州市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暫行規定》明確：一個申請編碼只能選擇一種指標配置方式，搖號和競價不能同時進行。這就意味著，想買車的人每月可能都要面臨一次選擇：是參加搖號，還是競價？

　　“今后，‘搖號’會成為大城市治堵的常規做法嗎？”許多人心存疑問。

　　家住北京通州的許小姐參加購車搖號三年多仍然沒有中簽。她的親戚朋友中，有人并不十分迫切買車卻中了簽。還有人家里本來已經有一兩輛車，首次搖號就中簽。

　　“這么一比的確讓人很沮喪，不過咱也沒脾氣，誰讓大家都想開車上班呢？北京城就這么大地兒，要改善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地鐵不也一直在修嗎？”許小姐說，北京交管局2014年對搖號政策做了調整，像她這樣搖號時間超過三年的申請者，中簽率會比首次參加搖號的高出兩倍。“管理部門想把事做好，讓大家都滿意。所以‘搖’上了咱高興，‘搖’不上也別罵街。”

　　“‘搖號’產生的背景，一是公共資源的稀缺性，二是百姓對政府在公共治理過程中的公平公正、信息公開、操作透明，提出了更高要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近些年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特別是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脹的結果，讓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不堪重負、供不應求。“比如小客車所使用的道路資源，是不可能被平均化分配的，只能滿足定量的、少部分人的需求。保障房建設一直在提速，前年新開工550萬套，去年600萬套，今年700萬套，可住在棚戶區、危舊房里的家庭，仍不可能一下子都遷入新居，只能一批批來。這種情況下，怎么決定誰先誰后？如果用傳統單位分配、領導畫圈的做法，難以屏蔽暗箱操作、權力尋租，而通過電腦隨機派位，則可有效排除人為干擾。”薛瀾認為，“搖號”，某種程度上是現階段管理部門應對公共資源分配難題的“不得已而為之”，政策初衷可以理解。

　　5月15日，是今年北京西城區小升初“推優派位”結果出爐的日子。9點以后，“e度教育”網站的論壇上，陸續有家長曬出結果。

　　“我的孩子在學校名列前茅，被電腦派位到區重點，有的孩子成績不如他，去了市重點。我感覺這跟買彩票似的，‘輪’到哪兒看運氣。”畢業生家長趙先生認為，“搖號”結果大體上公平，但沒能照顧到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具體情況。

　　“電腦只認數據，搖號的過程中，有可能忽視參與者的個體差異。在社會治理轉型的過程中，許多措施都處于摸索、完善中，大家應對此有一定的包容。”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兼顧機會均等與結果均衡

　　——公共資源分配要突出公眾利益最大化原則

　　有觀點認為，公共資源分配采用“搖號”政策，排除了人為干預，讓每個政策覆蓋對象擁有相同的“中簽率”，機會均等，很公平。

　　也有人認為，社會治理過程中，在很多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的失衡格局，以不“均等”的手段，扶弱抑強，實現結果均衡，這種情況下就不適用“搖號”政策。

　　“不可一概而論。比如促進就業政策，我們強調機會均等，但各人資質、教育程度、工作投入不同，最后工作崗位、收入待遇的差異是可以理解的。”薛瀾認為，“均衡”不是最終狀態或分配過程的“絕對平等”，“比如上海的養老金水平比青海高，這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很難強求絕對公平；再如我們強調民生投入向弱勢群體傾斜，這是彌補歷史欠賬，也不是全國平均撒胡椒面。”

　　“目前一些搖號政策之所以受質疑，可能是因為過分強調機會均等，沒有注意到實際公共利益的損失。換言之，少部分人的‘中獎’其實是以更多人福利損失為代價的，”薛瀾說，2011年北京首輪購車搖號時，中簽率約為10%；2014年，約145萬人參與搖號次數未超過24次，他們的中簽率大約是0.8%；25萬人參與搖號36次的，中簽率僅為2.4%。“顯然，幸運兒越來越少了。大家覺得希望渺茫，所以對‘搖號’政策的普惠制產生懷疑。”

　　薛瀾認為，好的公共政策，應立足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通過牌照競價、提高停車費等方式提高私家車使用公共資源的成本，剔除買車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的申請者，同時把由此獲得的收入，轉為對公共交通建設的高投入，從而使廣大公眾從中受益。再如允許社會資源辦收費的私立學校，由此騰出來的公共資金，可以更多地用在貧困地區和困難家庭的學生身上。同時加大對弱校的投入力度，促進教育水平的相對均等。在此基礎上，再按社區劃片搖號，讓孩子們就近入學。“這樣的做法，把市場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機結合，可以比較公平地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改進方法穩定預期

　　——用更科學的管理代替“搖號政策”

　　“俗話說‘有棗沒棗先打三桿子’，干嘛不排隊？”北京西城區的屈奶奶有兩套房，她和兒子各住一套，但兒子仍在排隊申請保障房。

　　汪玉凱認為，公共事務管理、公共資源分配不可過分倚重“搖號”。“參與資格寬泛，就意味著中簽率會很低，會讓更多老百姓‘見隊就排’。比如，現在北京有許多大爺大媽忙著學車考駕照并參加購車搖號，他們不是自己想開車，是幫年輕人忙活呢——家里多個人參加搖號，就多一分中簽的機會。這表明，‘搖號’政策會助推人們對公共資源提出需求，增加社會治理成本。”

　　“從表面上看，一些‘搖號’政策執行起來很高效，幾千人甚至幾十萬人的事情，電腦幾十分鐘就搞定。事實上，這對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健康的社會風氣，都有一定程度的損耗。”汪玉凱還指出，“搖號”發端于彩票業，它背后是“碰運氣”的心理，但現在被泛化到經濟社會很多領域。“特定時期管理部門可以借來一用，但長期、廣泛地運用到社會治理中，會對社會的價值導向、文化心態產生負面作用。助長人們占便宜和搭便車行為，不利于公民素質的提高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

　　有人指出，“搖號”是“懶政”。薛瀾認為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多數情況下并非故意偷懶，而是力所不逮。”他認為，相關政策出臺前，應深入調查分析，明確政策對象、目標、手段。管理部門可以依托專業智庫和其它機構的支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和穩定性，讓老百姓看得見效果，有穩定的預期，能安心地等待而非盲目參與“搖號”，促進社會治理形成良性循環。

　　汪玉凱指出，讓老百姓免受“搖號”煎熬，一是盡量改善公共資源的供求關系，增加供給，這是根本；二是善用市場手段解決問題，促進供需有效匹配，盡量不“一刀切”；三是提高決策的公開性、透明度，讓公眾廣泛參與表達。與此同時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高管理部門公信力，“到那時，不是‘搖號’產生的名單百姓也認。”

　　北京市住建委負責人日前透露，未來保障房分配有望改變“排大隊”方式，按照備案家庭的困難程度、年齡差別等進行精細化排隊。

　　“給這種改進點個贊。”許小姐說，新政策出臺后，申請者會掂量一下自己的情況再考慮是否參加搖號，這讓最需要保障的家庭優先中簽，別人也不再瞎耽誤工夫浪費感情做“分母”。她期待，購車搖號政策也能改進，比如優先考慮住所附近沒有地鐵的家庭、沒有車的家庭、有高齡老人和嬰幼兒的家庭……（記者 曲哲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