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后，重讀那篇曾經令無數人落淚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依舊淚沾衣襟。

　　焦裕祿在蘭考工作僅僅一年多，卻鑄就了精神的永恒。

　　焦裕祿精神為什么能夠穿破時空的迷霧，一直感動和激勵著億萬人民？

　　這里，讓我們重溫一下幾個已經遠去、卻一刻也沒有離開的歷史片段，也許能夠找到一些答案：

　　1962年冬，黨派焦裕祿同志到河南省蘭考縣工作。蘭考地處豫東平原黃河故道，是個飽受風沙、鹽堿、內澇之患的老災區，到那里工作自是一件苦差事。可是焦裕祿卻說：“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能鍛煉人。”———這就是一個共產黨人的苦樂觀。

　　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把縣委會開在蘭考火車站。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許多災民穿著國家救濟的棉衣，蜷曲在貨車上，擁擠在候車室里……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同志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黨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這就是一個共產黨人的榮辱觀。

　　一天，焦裕祿同志冒著風雪，忍著劇烈的肝痛，一連走訪了9個村子，訪問了幾十戶群眾。他來到梁孫莊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爺臥床不起，老大娘雙目失明。老大爺問：“你是誰呀？大雪天來干啥？”焦裕祿同志說：“我是您的兒子，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的。”———這就是一個共產黨人的群眾觀。

　　人的行為是受世界觀支配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舉動，什么樣的作為，什么樣的作風。而苦樂觀，榮辱觀，群眾觀，正是人的世界觀的幾個重要方面，其中最后者———把人民看做什么，又是起決定作用的。

　　把老百姓看作魚肉，就會“相煎太急”；把老百姓看作能覆舟之水，就會時懷警惕之心；把老百姓看作父母，則自會敬之愛之。

　　3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來到蘭考縣為民服務中心調研。看到墻上“還沒上班,誰叫你來這么早”、“不知道,你問我,我問誰”等“服務忌語”時,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服務中心現在很普遍,但到底實際效果怎么樣?是不是真便民了?服務中心不是萬能的,各地效果也不一樣。作為一種積極探索,硬件好固然好,但關鍵是服務要到位,根本要像焦裕祿一樣有一顆為人民服務的心。對人民群眾沒有感情就會說“忌語”,把老百姓看成父母、兄弟姐妹,就不會說“忌語”。

　　“把老百姓看成父母、兄弟姐妹。”總書記一語道破真諦！

　　焦裕祿同志在蘭考的時候，并沒有今天這些花樣翻新的“便民服務”、沒有今天這些響亮的為民詞句，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發自內心，出于自然，發于本性，而不是“做”出來的。

　　一個人愛自己的親人，愛自己的父母，愛自己的兄弟姐妹，還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做”嗎？

　　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來，黨的作風有了很大改觀。但是，不止一個人在叫好之余會有這樣的疑慮，會不會又是一陣風？

　　憂慮不無道理，原因就在于有相當一部分干部是出于懼怕觸犯督察組的嚴查，懼怕群眾的舉報，是來自外在的壓力和約束，而不是發自內心地貫徹其中體現的群眾路線的真義。

　　我們說，壓力和約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內心的自覺，一旦環境變化，會不會“春風吹又生”？

　　焦裕祿同志和他艱苦奮斗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已成昨夜星辰。也許，荒灘已經變成綠地，陋室已經變成大廈，小徑已經變成坦途，但是，人民真的已經富足得不需要我們共產黨員靠艱苦奮斗的精神去服務了嗎？我們的國家真的已經繁榮得不再需要我們人民勤務員的兢兢業業了嗎？別忘了，我們還有幾千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父老等著我們去救助；別忘了，我們還有幾千萬失學兒童、留守兒童等著我們去關愛；而且伴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我們又帶來環境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住房保障問題等等。

　　變的是環境，不變的是宗旨，是立場，是“出身”。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窯洞時代曾經說過，是什么需要我們共產黨？是小米多了吃不完才要我們來的嗎？不是，我們共產黨來就是要給老百姓做事的。

　　因此，我們永遠不要忘了自己的“出身”，用焦裕祿同志的話說，人民——“我是您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