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向往做“米壽”（88歲生日），更向往做“茶壽”（108歲生日）。霽野師生于1904年4月6日，今年是他誕生110周年。年輕時醫生預言他難以活到40歲，年老時又有醫生預言他定能活到100歲，但這些預言都不靈驗。他雖未能慶祝“茶壽”，但超過了“米壽”，仍屬于“喜喪”。

　　但單憑活得長還不足為“喜”。每個人要給人間留“喜”，除了年齡，更重要的還要有業績。霽野師是詩人，寫過語體詩，也寫過格律詩。霽野師并不認為他的詩都好，但他要求自己確有真情實感時才動筆，決不為寫詩而寫詩。他尤喜好散文隨筆，認為這種文體取材廣泛，凡風俗人情、奇聞趣事、人物書籍均可以作為素材，在抒情中兼發議論，行文如跟友人爐邊漫談，倍感親切。魯迅說霽野師的小說感覺敏銳，“有時深而細，真如數著每一片葉的葉脈”（《“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其實這也道出了霽野師散文創作的特色。我認為霽野師的《給少男少女》、《意大利訪問記》都是散文隨筆中的上乘之作，但目前文學評論界對這些作品研究還不充分。不過，霽野師事業的中心還是翻譯，他“在國內外的譯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中國翻譯家辭典》第343頁，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7月出版）。他翻譯的《簡·愛》、《難忘的一九一九》、《四季隨筆》都擁有廣泛的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李霽野文集》九卷中，譯著多達五卷，其他各卷中也都有涉及翻譯的文字。

　　霽野師有多方面的貢獻，這無疑是令人敬重的。但可敬的人不一定可親。如果學者、教授身上染上了“學者氣”或“教授氣”，成為一種端架子的怪物，那反倒可能拒人于千里之外。霽野師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有人情味的人。他對花鳥昆蟲都喜愛，都欣賞，能從中發現奇妙的美的境界。他喜歡旅游，寫下了《江河抒情》、《羅馬漫步》等散文佳作。年近八旬，他還揣著一顆童心翻譯出囊括了不少愛情詩的抒情詩集《妙意曲》，真是“青春雖逝余情在，花謝花開仍動懷”（《題“妙意曲”》）。為了輔導孫子孫女閱讀唐詩宋詞，他專門編寫了《唐人絕句啟蒙》和《唐五代詞》這兩本普及性讀物。小孫子喜歡玩沖鋒槍，他利用1978年參加“外國文學研究規劃會議”之機先到上海買，未買到又到廣州去找。他在給妻子信中表示，如廣州沒有再到北京買！這就是可敬而又可親的霽野師！愛心博大的霽野師！

　　“愛心博大”當然不是僅表現在關愛家人。霽野師是全國政協第二屆至第六屆的委員，從1954年起即開始參政議政。他最關心的是民主和法制問題。1979年，他參加五屆政協第三次會議，看到了我國政治生活的巨大變化。他在《民主—法制—科學》一文中指出：“創造歷史的是人民群眾，他們是歷史的主人；領袖當然有歷史的作用與功績，但他只是人民的公仆。”“只有擺正了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才是民主的基礎，民主的起點。”“民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須有法制做保障。”“沒有民主，就談不上法制，沒有法制，也談不上民主。”霽野師不僅寫文章宣傳民主和法制；而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霽野師是一個潔身自好的人，從不攀附權貴，但為了解決民眾關心的迫切問題，他仍及時向上級反映社情民意。他有一位同鄉晚輩，是一位小學教師叫李方炯，1958年的一天早上他負責升旗，因為天色微明，視力又不好，無意中將國旗升倒了，他當時發現，立即改正，但仍被人視為反革命行為，開除了公職，以致無法生活。1979年5月9日，霽野師給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寫了一封短信，并轉呈了李方炯的申訴書，三個月后，李方炯21年的冤案就得到了平反，很快恢復了工作。1984年元旦，他又為《天津日報》寫了一篇《元旦試筆》，建議在天津建成一個確有民族特色的獨特文化新區，加上園林化的建筑群及我國特有的藏品，使天津能進入世界文化名城之列，而不要一窩蜂修建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當年2月12日，他將這篇文章的剪報寄給了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李瑞環，以期引起市領導的重視。同年6月22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到天津視察，親切會見了霽野師。當年10月9日，霽野師將天津女師早期畢業生劉淑萱的一封信轉呈鄧大姐。劉是一位中學教師，她丈夫朱以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瘋，臥病13年后逝世，希望政協幫助她解決善后問題。同時霽野師又寫信給劉淑萱，鼓勵她整理出版丈夫的遺作，作為寬慰和憶念。為了協助故鄉的親友落實政策，他多次向安徽省政協和霍邱縣政協反映情況。他還跟葉圣陶、冰心、徐伯昕等民進中央的領導人一起，聯名提案制定教師法，確定教師節，如今這一提案已經得到了落實。我感到作為政協委員，霽野師始終充滿著一種正義感和使命感，雖然無職無權，仍愿竭盡綿薄之力為民“鼓與呼”。

　　霽野師一生中的最大幸事，就是作為文學團體未名社的成員得到魯迅的關懷和培養。魯迅培養文學青年，首先著眼的是那些“不闊氣的作者”，即處于生存困境、具有底層意識的作者。他們當時雖然還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但希望卻正在這一面。在1925年9月至1930年9月的《魯迅日記》中，關于未名社的記載多達340多條。在現存魯迅書信中，致未名社成員的信函多達212封，其中致李霽野信有53封。僅從上述統計數字可反映出魯迅精心澆灌文藝新苗的一側面。

　　李霽野先生有一篇回憶錄，題為《魯迅先生對文藝嫩苗的愛護與培育》。文中說：“魯迅先生對未名社成員的翻譯和創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書面裝幀，甚至代銷委售方面，費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先生在看了譯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總用小紙條夾記，當面和我們商量改定。”現在未名社的譯稿《往星中》、《黑假面人》和《外套》都保存完好。為了印證霽野師的回憶，我特意調閱了《黑假面人》的譯校原稿，的確頁頁都有魯迅改動的筆跡，特別是人物譯名，幾乎都被改正了。比如，將“羅軟饒”改為“羅連卓”，“瑪銳俄”改為“瑪里阿”，“沈卓”改為“山特羅”，“柯銳斯陶法路”改為“克里斯多發路”。有些不甚準確或不甚暢達之處魯迅也逐一加以改正，如將“板油”改為“樹脂”，“助手”改為“仆人”，“嘴”改為“腮幫”，“斑點”改為“斑痕”，“棄毀了”改為“弄顛倒錯亂了”，“現在我的妻子失去了”改為“現在我失去了妻子”，等等。漏譯之處魯迅也作了補譯，如增加了“以我們愛情的名，我懇求你，幫助我吧”。霽野師說，“他（魯迅）看改我的譯稿那種誠懇認真的態度，使我很受感動。”（《魯迅先生和青年》）

　　十分有趣的是，魯迅不僅在寫作上給予李霽野以切實幫助，還曾幫助李霽野當時的學生、后來的夫人劉文貞發表譯作。1934年底，劉文貞翻譯了英國約翰·布朗的一篇隨筆《萊比和他的朋友》，霽野師托魯迅推薦給《譯文》發表。魯迅1935年6月16日、7月22日、8月3日致李霽野信中，都談到了此文刊出和付酬的情況。

　　前文提到，霽野師是魯迅扶持、獎掖的文學青年，霽野師對魯迅的感念之情更是至深！未名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魯迅翻譯的《出了象牙塔》。接著出版的還有魯迅的譯著《小約翰》，雜文集《墳》，回憶散文《朝花夕拾》。霽野師對魯迅的敬愛，還表現在珍愛魯迅手稿這種細小的事情上。魯迅對自己的手稿并不在意，一般的報刊和出版社發表魯迅文章之后也將原稿毀棄，以致流失到小販手中用來包油條，但未名社卻將魯迅的文稿另抄副本付印，使《朝花夕拾》的手稿完好保存至今，實屬不易。霽野師1936年4月從英國歸來，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拜訪魯迅，留下了愉快難忘的印象；萬沒想到半年后魯迅遽然去世，這次竟日長談之后師生從此天人永隔。

　　魯迅去世之后，霽野師含著感激的熱淚寫了不少回憶、悼念的文章，散見于《李霽野文集》二卷所收的《紀念魯迅先生》、《華誕集》、《舊懷集》。但最為集中、最具史料價值的無疑是《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一書。這本書全是霽野師的親見、親聞、親歷，為研究中國現代社團史和文學史者所必讀。在霽野師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而又引起爭議的有以下兩段話。

　　1956年8月25日，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霽野師寫了《魯迅先生兩次回北京》一文，回憶1929年5月魯迅回北京探親時，霽野師問魯迅是否入了黨。魯迅說“并沒有，不過他覺得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許多以前認為很糾纏不清的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看，就明白了。”“不過魯迅先生最討厭空嚷嚷的，他多次說到，要建設真正的革命文學，必須先有實踐的生活，必須腳踏實地地介紹些可供參考的文藝理論和作品。”我認為霽野師的上述回憶是可靠的，并沒有拔高或神化魯迅。這可以用魯迅1928年7月22日致韋素園信來印證。魯迅在這封信中寫道：“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昧曖難解的問題，都可以說明。但近來創造者一派，卻主張一切都非依這史觀來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們近來忽然都不響了，膽小而又要革命。”“史底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提法。可見魯迅1928年使用的書面語言跟1929年使用的口語，表達的意思完全一致。

　　近些年來，被一些論者頻頻引用的還有霽野師回憶錄中的另一段記載：“最后相見時，我們談起深為我們懷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這件事，卻只說到他的誠實。諷刺著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于自己的攻擊，先生故作莊重的向F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笑聲在耳，先生卻已長逝。”（《憶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紀念集》第68頁，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1937年初版）魯迅提到的“F君”，就是黨員作家馮雪峰。霽野先生的此文寫于1936年11月11日，魯迅剛剛去世時，完全真實可靠。不過有些論者之所以對這段回憶有濃厚的興趣，是想以此證明魯迅晚年已對共產黨產生了幻滅，對共產主義文化產生了幻滅。我以為這種理解是以偏概全。其實霽野師的回憶錄寫得很清楚，魯迅所說的那些恨不得要殺他的人，指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家”。他們把魯迅視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但這種極“左”的傾向已經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評，并在籌組左聯的過程中進行了糾正。1976年6月15日，霽野師又寫了一篇《我和魯迅先生最后一次會晤》，回憶1936年初夏他拜訪魯迅的詳細情況。這篇文章介紹了魯迅當時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向往，以及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樂觀信念。這些內容在上世紀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是不能公開發表的，可以作為《憶魯迅先生》一文的必要補充。

　　霽野師走完了他94年的生命歷程，于1997年5月4日撒手人寰。他正如他所崇敬的英國隨筆作家喬治·吉辛一樣，真誠地工作了一生，做了時間、環境和他的天性所容許做的事情。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時，雖然不免留有遺憾，但卻有資格坦誠地說，他竭盡了他的力量。如今，他到了那個冥冥世界，在那里，他該不會再遭受抗戰時期妻離子散的苦痛，他不會再遭受“文革”期間那種拘禁、鞭打、針刺的迫害，他也大約不會再受到冠心病、坐骨神經痛等痼疾的折磨。不過，在冥冥中，他一定還會掛牽著他尚在人間的親友和熱愛他的讀者。其實，他的親友和讀者也在時時緬懷著他。

　　1988年李何林老師去世時，作為70年老友的霽野師曾借用英國詩人的詩句，寫下了以下悼詞：“時光老人只做成半個小偷，你被他偷去了，但是你鼓舞我們的精神力量，他永遠也偷不走。”我想，用這句話來悼念同樣給讀者以精神力量的霽野師，不也是十分貼切的嗎？

（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陳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