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工作人員用手持無線視頻數碼設備對《功甫帖》進行放大掃描。

　　編者按：2月18日，收藏家劉益謙攜《功甫帖》赴京，在媒體見面會上用高倍掃描影像等現代科技手段對《功甫帖》進行全方位“體檢”，使得備受關注的蘇軾《功甫帖》真偽之爭再度升級。古代書畫鑒定之難，這一話題引起收藏界的高度關注。

　　北宋元豐二年，蘇軾因離奇的烏臺詩案，在被關押了4個多月后出獄，在長子蘇邁的陪同下，啟程前往貧瘠荒涼之地黃州，并感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有人推測，蘇軾極有可能就是在赴黃州途中向友人郭祥正（字功甫）投箋作別，故有“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之語，僅僅9字，筆跡雄強朗潤，這便是海內著名的《功甫帖》。

　　此帖流傳有序，曾見于安岐《墨緣匯觀》、張珩《張蔥玉日記·書稿》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徐邦達曾贊揚它神采飛揚，稱為上品。收藏界因此有人認為，這應該是蘇東坡流傳于民間的惟一書法作品。

　　《功甫帖》陷入“真偽風波”

　　2013年中秋之夜，上海收藏家劉益謙在美國紐約蘇富比拍賣行秋拍中以822.9萬美元（約合5037萬元人民幣）競購得蘇軾的《功甫帖》。

　　此事在收藏界以及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2013年12月，該帖抵達上海，并通過浦東自貿區保稅倉庫入境，避開將近1200萬元的應納增值稅額與進口關稅，且計劃于2014年3月在劉益謙、王薇夫婦創辦的私立博物館——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時作為重磅展品進行展出。

　　出乎意料的是，去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的三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在《新民晚報》刊文，稱經鑒定與考證，發現劉益謙所拍得的這件《功甫帖》為“雙鉤廓填”的晚清偽本。一石激起千層浪。有關《功甫帖》的真假之爭頓時發酵，爭議不斷，震動海內外拍賣界與收藏圈，《功甫帖》真偽風波由此拉開帷幕。

　　12月22日，蘇富比發表聲明堅稱《功甫帖》為宋代詩人蘇東坡的作品，尚未收到上博的研究報告。蘇富比亞洲區總裁程壽康表示，一旦收到報告，將針對其所提出的問題做出回應，同時也保留對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權利。

　　12月23日，收藏家劉益謙第一次發表聲明，催促上海博物館盡快公布《功甫帖》的完整研究報告。

　　12月26日中午，針對《功甫帖》真偽一事，收藏家劉益謙再次發表聲明。在聲明中，劉益謙不僅代表他的鑒定團隊對上海博物館的鑒定方法提出質疑，還代表龍美術館向上海博物館發難。

　　轉眼新年，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館單國霖、鐘銀蘭、凌利中三位研究員報告正式公布，2014年新年第一期《中國文物報》上的兩個整版刊載三位研究館員署名的兩篇研究文章，長達14000余字。

　　其中，鐘銀蘭、凌利中署名的研究報告題為《“從法帖中雙鉤”———析〈劉錫敕〉〈功甫帖〉墨跡鉤摹的性質》。此文從《功甫帖》墨跡本與《安素軒石刻》研究開篇，認為《功甫帖》墨跡本鉤摹自《安素軒石刻》，其制作時間，可定為鮑漱芳《安素軒石刻》后，李佐賢《書畫鑒影》前，即約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間。而單國霖研究報告題為《形體極相似氣韻卻不暢———蘇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兩篇文章分別從對《功甫帖》本體的看法以及對翁方綱題跋的質疑兩個方面做了闡述。

　　1月2日，針對上海博物館三位研究員公布的《功甫帖》完整研究報告，劉益謙發表了第三篇聲明。劉益謙認為2014年1月1日《中國文物報》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海博物館三位研究員的個人名義發表的，而且是觀點不盡相同、內容相互矛盾的兩篇文章。

　　1月3日，蘇富比在官方微博上正式回應此事，蘇富比表示，堅決認定“功甫帖”是蘇東坡的真跡，并將在十日內公布研究報告，同時保留所有法律追究權利。

　　1月6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北京收藏家朱紹良發表聲明，堅稱蘇富比拍品《功甫帖》為真跡，并說如果劉益謙想要放棄《功甫帖》，他愿意收購。

　　1月9日，針對朱紹良聲明，劉益謙回應表示，目前關于蘇富比拍品《功甫帖》的真偽還沒有定論，現在輕言放棄為時尚早。

　　1月13日，蘇富比發表研究報告《對有關蘇軾〈功甫帖〉質疑的回應》，稱此次成功拍賣的《功甫帖》“不僅是一件歷來被肯定的蘇軾書法原跡，而且是一件精彩的獨具坡公特色的佳作”，并表示不同意上海博物館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員所指認的該作品是清中晚期“雙鉤廓填”本的結論，堅持認為《功甫帖》是一件流傳有序，歷經清初安岐《墨緣匯觀》等歷代專著著錄，包括近現代鑒定大家張蔥玉、徐邦達先生鑒定并肯定為蘇軾真跡的墨跡本。

備受爭議的《功甫帖》原圖

　　高清科技圖力證“自然書寫”

　　2月18日，收藏家劉益謙攜《功甫帖》赴京，在媒體見面會上用高倍掃描影像等現代科技手段對《功甫帖》進行全方位“體檢”，一直陷入輿論漩渦的蘇軾《功甫帖》真身終于亮相了。在現場看到，此次公布的影像包括《功甫帖》1200dpi高清掃描圖、6000萬像素高清背光圖以及數碼顯微鏡放大50倍效果圖，現場，龍美術館執行館長黃劍還用手持式無線視頻數碼設備對《功甫帖》進行了現場放大掃描。

　　現場，先用《功甫帖》與翁方綱的勾摹本作比較，通過二者的背光照局部比對和測厚儀監測，得出“《功甫帖》用紙比翁方綱摹本用紙厚，不適合勾摹”的結論；通過對光透視比對、高清比對，比較二者書寫的運筆粗細、游絲變化，得出“蘇軾《功甫帖》為自然書寫”的結論。對《功甫帖》的個別不自然處，也表示其為“蟲咬后的筆畫修補”。除此之外，黃劍還用《功甫帖》上的“義陽世家”印章與南宋傅氏家族對比，以此推斷《功甫帖》的早期遞藏史。

　　黃劍認為，這些高清圖片，結合龍美術館當天引用的機構鑒定報告和專家學者提供的最新學術文章，均可顯示《功甫帖》為自然書寫。“‘雙鉤廓填說’無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儀周、張蔥玉、徐邦達等歷代鑒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為蘇軾真跡的結論。”

　　據悉，這件作品將從3月28日起在劉益謙創辦的龍美術館上海浦東新館中展出。屆時，關于此帖真偽討論的文獻，也將作為展覽的一部分，一起接受公眾檢驗。

　　而在接受相關媒體記者電話采訪時，上博研究員之一鐘銀蘭表示聽說過劉益謙當天發布會的行為，但對于《功甫帖》的真偽在她看來已經蓋棺論定，“我的看法已經公布了，不會改變。他（劉益謙）如果要研究什么、說什么，那是他的事。”

　　核心證據是什么？

　　書畫鑒定的學術之爭，并不是仰仗著誰的后臺硬、嗓門大、勢力強，誰就掌握了話語權，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上千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于古代書畫的鑒定，遠非一日之功就可以確定其真偽的。

　　以爭論雙方目前公布的鑒定意見而論，非博物館系統的鑒定意見顯然是占了上風的，即認為《功甫帖》為真跡的一方（“認真派”）。他們最有力的證據有三：

　　其一，《功甫帖》流傳有序，曾見于大收藏家安岐的《墨緣匯觀》、張珩《張蔥玉日記·書稿》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等，皆認為是真跡。安岐(1683—？)和張珩(1915—1963)、徐邦達（1911—2012），他們是從清代以來至當代的數百年里，我國最具聲望的少數幾位收藏家和鑒賞家之一。雖然他們的鑒定意見也見差錯，并非絕對可靠，但相對于今人而言，其豐富的閱歷和深厚的鑒定功力，很難望其項背。所以他們的鑒定意見不可以輕易推翻，除非已經擁有絕對的把握；

　　其二，香港鑒藏家林霄使用了高倍放大鏡等現代化儀器，對《功甫帖》進行鑒定，其結論可歸結為兩點：1.《功甫帖》是自然書寫，而非鉤填本；2.《功甫帖》所使用的紙張，與北宋的李建中（945—1013）《同年貼》、蘇軾《致知縣朝奉》札“為同一種表面紋理的紙張”。這句話佶屈聱牙，直白說，林霄先生有條件地認為：《功甫帖》所使用的就是北宋的紙張；

　　其三，《功甫帖》上出現的“世家”半印，釋讀全印為“義陽世家”，也出現在宋代《私誠帖》、《真悔帖》、《嬰香帖》上。據此可證《功甫帖》是宋代物。

　　以上三點，言之鑿鑿。尤其是出自“認真派”的后兩點，若有權威的第三方加以確認，應當更具說服力。

　　目前，《功甫帖》事件仍處在發酵過程中，走向依然令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