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亙在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鴻溝，并不是法律上對“禁帶酒水”的客觀判斷，而是一個應然性難題：為什么餐館不能規定“禁帶酒水”？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回復媒體采訪時表示，餐飲業制定的不平等格式條款雖不適用于最高法《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但“禁止自帶酒水”“包間設置最低消費”等，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屬于霸王條款，消費者可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無效。

　　最高法的回復本是針對司法解釋的適用，卻在客觀上對餐飲行業“禁帶酒水”進行了法律評價，并表達了法院在此類糾紛中的態度。由于最高法的特殊地位，這種并非正式批復的回復，雖在審判實踐中并不能為下級法院所援引，但仍引起輿論的高度關注，并被視作對“禁帶酒水”等問題的權威判斷。

　　關于格式條款的無效，我國《合同法》有明文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也對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排除或限制消費者權利作出了更詳細的規定。單從法律文本上分析，禁帶酒水、最低消費等，確實涉嫌侵害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違背了消法的規定。正因為如此，從消協行業組織到工商執法部門再到法院，也多將禁止自帶酒水、包間最低消費、消毒餐具收費等視作“霸王條款”，否定其法律效力。

　　問題在于，這種近乎明確的法律判斷，并未改變“霸王條款”橫行的現實。雖然在一些“開瓶費”官司中，法院多支持消費者一方，但由于訴訟成本過高，消費者就“禁帶酒水”提出訴訟的案例并不多見。有的判例雖然支持消費者，卻繞開對“禁帶酒水”合法性的直接審查。一個法律上并不是很難判斷的問題，緣何糾結到如今呢？

　　其實，橫亙在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鴻溝，并不是法律上對“禁帶酒水”的客觀判斷，而是一個應然性難題：為什么餐館不能規定“禁帶酒水”？真正的爭論集中于應然性層面，一方拿著立法的條文對抗“霸王條款”，卻無法解除經營者內心的“苦悶”：市場經濟本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消費者不同意可以選擇其他飯店啊；倘若消費者自帶酒水，出現食品安全事故如何分清責任呢？

　　圍繞“禁帶酒水”，輿論進行了此起彼伏的論爭，結果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終要走出執法中的困境，還需要回到市場本身。由于消費者與經營者并不處在對等的公平地位，生活中消費者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所以消法的立法目的是保護弱者，通過立法形式上的傾斜達到實質的公平。但這種矯正，從純市場的角度來看，可能對另一方不公。

　　由此，要避免“禁帶酒水”的尷尬，根本出路是培育健康的市場環境，讓市場充分發育出勢均力敵的各方，通過理性博弈達成妥協與共識。（本報特約評論員兵臨）